随着世界经济高速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尽管,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但整体而言,治理效果并不理想。面对环境资源的外部性特性,“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情况又时常存在,此外,越来越多的事件表明:当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时,由公众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国家稳定,而这类群体性事件均折射出公众对环境政策的不满。基于此,本文放眼于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从影响路径出发,梳理了公众参与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公众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有限,因此加入政府环境执法强度的中介作用,以观察公众参与是否通过政府环境执法强度对环境规制水平产生作用,又考虑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纳入社会能力和政府环境偏好的调节效应,试图观察二者是否在作用路径之间起到调节效应,来完善公众参与发挥作用的路径机制。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利用实证法借助于省级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内容的分析,初步检验后发现:第一,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影响显著,且政府环境执法强度在二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意味着我国公众直接参与的渠道需进一步完善与优化;第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社会能力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而政府环境偏好在公众参与与环境规制水平之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与本文预期不符,说明政府与公众行为之间存在博弈,即公众会根据政府对环境的态度决定自己的环境行为;第三,滞后效应检验发现尽管公众参与存在滞后性,但滞后一期的公众参与对于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效果不及当期强烈,说明当期的环境规制水平较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当期公众参与的影响;第四,就地区差异性而言,东部地区公众参与的作用效果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