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有很高的叙事成就,其叙事艺术也具有多样的研究角度,空间叙事即为其中之一。蒲松龄在叙事中刻画了各式各样的空间:有温馨的屋宅,也有阴森的鬼宅;有华丽的仙宫,也有恐怖的地狱;有清新的山间村落,也有怪异的海外异国。这些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还是重要的叙事元素,在故事的起承转合、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身份的暗示等方面都承担有重要的叙事功能。《聊斋志异》在叙事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意识与空间感。《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叙事空间零散分布于各个故事,但这并不妨碍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可能性。《聊斋志异》中的空间表现出类型化的倾向,按空间性质可分作现实空间和异界空间两种。其中现实空间主要表现出地理位置的可考性,空间选择的日常性和空间书写的非日常化三种特质,现实空间的书写主要受到了蒲松龄的现实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影响;异界空间则源于中国古代的异界书写传统,在异界空间的位置设置与描写上也表现出对于传统异界想象的继承。《聊斋志异》的两界空间呈现出既隔又连,既对立又相通的空间关系,这看似矛盾的空间关系实则源自中国古代传统的空间观和阴阳思维方式。在空间设置与空间关系的作用下,《聊斋志异》产生了“越界”叙事模式。受异界想象的影响,中国古代一直有“越界”叙事的传统,《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更是广泛运用“越界”叙事来完成叙事目的。“越界”是叙事空间转换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故事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情节要素。“越界”叙事有重要的叙事功能,主要表现在人物身份的多重化、叙事空间的回环反复、空间结构的间架、情节发展逻辑与技法等方面。在进行“越界”叙事时,作者有时还需要借助一些特殊的空间意象——比如桥与墙,作为空间转换与衔接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进行空间的暗示。这些“越界”媒介往往具有复杂的物理空间属性与功能,并因此延伸出多重的空间意义,是“越界”叙事中不可缺少的空间元素,蒲松龄选择它们作为空间衔接与转换的媒介正是他叙事时空间意识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