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意味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经由贸易和FDI获取大量的全球化红利,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其规模得到不断壮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玩具、服装等传统产业受此危机冲击大幅缩减,汽车、通信产业等屡屡受制于国外企业,我国政府、企业以及学界强烈意识到制造业升级的必要性。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加剧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加之国内制造业成本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谋求奔赴海外投资,国家也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制造业强国战略与“走出去”战略如何协调,引发学术界对于ODI和制造业升级之间的讨论。本文围绕O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产业升级展开探讨,试图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并引入宏微观层面数据,通过以下五方面的工作系统梳理O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产业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二是对国际和我国ODI发展趋势阶段进行总结,并测度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与参与度;三是构建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循环传导模型,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进行印证;四是对比制造业不同技术溢出渠道的溢出效应大小,并探讨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产业如何受到国内研发、进口贸易、FDI和ODI技术溢出渠道效应的影响;五是通过选取典型产业,并对其ODI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分布情况进行归纳,研究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产业各具侧重点的升级路径。这五个方面的工作环环相扣,形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考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大国地位不匹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投资主体、投资产业和投资目的国开始产生变化并呈现不同的特点。从主体上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主体逐步从国有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但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仍为所有投资主体中最大,且规模逐年大幅上升;从投资产业上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仍处于“资源寻求、市场寻求”为导向的阶段,“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仍然不足;从投资目的国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投资区域由过去的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向对发达国家投资增多转变。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投资产业和投资目的国的转变,对于不同视角下ODI逆向技术溢出不同效应的探讨很有必要。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参与度表明我国制造业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均较高,但各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却高低不一。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均有所提高,但在金融危机后,上升势头均受到阻碍。本文利用DEA模型测算衡量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并根据OECD的分类将制造业的细分产业归类为低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通过引入不同类型ODI逆向技术溢出变量,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探索中国不同类型ODI与制造业总体和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的产业升级关系,印证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技术循环传导模型中所推导出不同类型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假设,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理论假设。同时,聚焦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渠道,引入索罗模型并对其进行滞后期修正,构建中国制造业多维技术溢出渠道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关系的实证模型。基于细分面板数据和分类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国内研发投入与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在目前是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传统FDI渠道的技术溢出阻碍制造业产业升级,亟需转变吸引外资的方式和结构,O DI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作用远未显现,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引导尤为重要。基于中国制造业典型产业的价值链构建以及微观企业ODI数据的价值链环节分布表明,我国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受阻主要是由于缺乏品牌打造,存在对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我国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缓慢主要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存在对进口关键及核心部件的路径依赖。结合宏观数据模型的相关结论,本文提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加大对实体产业对外投资力度,促进投资结构合理化;运用并购手段寻求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利用绿地投资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同技术密集度产业采取不同对外投资策略,实现不同升级路径以及构建国家价值链,利用产业间、区域间合作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