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机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迁移是劳动者获取公平机会、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户籍等制度障碍,中国劳动力空间流动未必增进自身福利,迁移者在地理空间选择上也有待优化。因此,本文首先在分析劳动力流动理论、中国户籍政策和空间态势的背景下,运用三类方法测度中国机会不平等程度,并考察劳动力流动是否改变机会不平等程度。其次,从福利(收入、幸福感、福利指数)角度,论证劳动力流动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再次,考察城市规模对机会不平等、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而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中国优化劳动力空间选择、城市体系重构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近十年,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态势,未发生明显变化。2000年和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基本上维持着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东部地区高高集聚的总体特征。中西部地区作为主要的人口净流出地,2010年比2000年流动人口低低集聚的区域有所扩大。第二,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从主观机会不平等指数的频数分布来看,认为机会平等者较多。在成功可控视角下,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机会不平等程度不是特别高。然而,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约为0.6。城市绝对机会不平等程度均值较低,相对机会不平等程度均值则较高。相比而言,省级层面的绝对机会不平等程度和相对机会不平等程度均值都更高。全国层面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40%左右。第三,相对而言,劳动力流动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迁移者的收入获取感知机会不平等指数低于未迁移者。迁移者认为半可控因素对成功的重要性,低于未迁移者的判断。与其他群体相比,未获得户籍迁移者认为不可控因素对成功的重要性更强。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当前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第四,不同类型迁移对迁移者福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市外迁移促进迁移者收入的增长,但是市内迁移对迁移者的收入并无影响；迁移者收入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增强。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迁移者主观幸福感,未获取户籍迁移者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市外迁移显著降低迁移者的福利指数,而市内迁移显著增加迁移者的福利指数。第五,中国可以通过移民空间优化,实现居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绝对机会不平等、相对机会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绝对机会不平等与城市规模倒U型曲线的极值点处,人口规模约为659万人；城市规模与相对机会不平等倒U型曲线极值点处,人口规模约为702万人。个体幸福感与城市规模呈现U型关系,U型曲线极值点处市辖区人口规模为300万。城市规模与福利指数呈倒U型关系,倒U型曲线极值点处,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为700万人。从福利的客观理性角度来看,中国城市新移民在空间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客观非理性现象。因此,中国城市体系重构过程中,市辖区人口超过300万、城市常住人口低于700万的城市适宜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以优化重构城市体系；迁移者则可以选择前往对自身和原居民均福利均有利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