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已初步建立,在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实践中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对于起诉标准存在较大争议。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对履职标准的预期与行政机关的实际履职效果的差异使得许多行政机关虽积极履职但仍被起诉,这也导致诉前程序对案件的分流目的难以达成。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标准存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检察机关具有较大裁量权、诉讼各方存在理解不一的情况。这主要是源于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建设初期的配套立法相对薄弱,导致规定不清;检察机关审查的标准相对较高,而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两者产生的冲突导致双方对履职标准理解不一;法院起诉审查宽松、诉前程序中行为判断标准与起诉标准的重合导致检察机关对起诉标准具有较大的裁量权,这些都制约着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所以,确立明确的起诉标准存在必要性。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标准受到诉讼主体地位落差、事实审查程序需要、保护法益价值以及诉讼经济效益的影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对检察机关设定更高的起诉标准。合理起诉标准在德国和美国公益诉讼中均有适用,我国的诉讼现状以及诉前程序的存在也适合沿用合理起诉标准。它要求仅有在检察机关能够说明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不能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诉之法院具有必要性的情况下,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