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英国的传闻证据规则是英国普通法的独创,而当事人主义对抗制又为传闻证据规则提供了生存土壤,证人中心主义的陪审团制度与传闻证据规则也密切相关,其所要求的宣誓和交叉询问凸显出“剧场式”刑事司法的在场性特征。传闻证据学理概念纷繁复杂,直至1974年美国《美国联邦证据法》出现后才成为立法概念。传闻证据是用来作为证据证明待证事项的真实性的陈述,但它不是陈述者在审判中或听证中作证时所作出的陈述。传闻证据有主体的宽泛性、内容的逆司法性和认定环节的严格性等三个特征。传闻证据规则是以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及例外为核心,配合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所形成的宏大的制度体系。传闻证据原则上应排除,除非有例外。同时我们应该清楚,传闻证据与我国传来证据、英美传闻证据规则与大陆法系直接言词原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传闻证据规则演进至英美法系国家而渐近发达,表现为排除例外的扩大。基于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精神内核的相同及二战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引进传闻证据规则理念并加以完善相关制度。我国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社会和法律的剧烈转型,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目标是“混合主义”模式,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种种弊端,2008年司法改革的突然转向又为之蒙上了一层未料之影。在此过程中,我们对传闻证据规则应有所取舍,基于对传闻证据规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考量,我国应在完善证据立法的过程中构建传闻证据排除原则,辅之以例外规定的规则,并完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