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频发,如何更好地对该群体的行为进行有力规制是刑法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实施罪错行为的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能要求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鉴于罪错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又不能放任这些行为,因此我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都规定了相应的教育矫治措施。收容教养即属于这些教育矫治措施的一种,是为了教育矫治实施罪错行为但因未满十六周岁而不予适用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但是我国收容教养现在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导致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矫正未成年人和预防其犯罪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明确收容教养制度的概念和性质,其次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规范上的梳理,接下来结合实证数据分析收容教养制度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并论证收容教养制度的正当性,最后分析借鉴域外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的少年处遇制度经验,对我国收容教养制度提出的一些完善建议:本文共5万余字,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容教养的概念界定及性质辨析。主要是分析我国收容教养制度的概念和性质,比较收容教养与相近概念,如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收容教育、专门教育,明确收容教养的基本概念,并分析收容教养性质的“刑事处罚说”“行政处罚说”“保安处分说”的观点,本文认为“刑事处罚说”忽视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性质及收容教养本身的特性,“行政处罚说”观点的重要依据是最高院的批复,而该批复可能有越权之嫌,该观点的论据存在瑕疵,“保安处分说”认为收容教养制度在立法理念和性质上与其有相似之处,但本文认为二者仍有区别,因此在借鉴“保安处分说”的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收容教养制度强制性教育矫正措施的性质。第二部分:我国收容教养的规范考察。主要是分别考察我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以及公安部、司法部相关规定中的收容教养制度,从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规范层面梳理,得出收容教养的相关法律规定突出呈现出法律规定笼统、粗疏,相关规定零散、不成体系,规定出台时间较早,效力层级低等特点。第三部分:现行收容教养制度的问题检视。是对当前我国收容教养制度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缺陷进行挖掘和梳理,在宏观层面的法律制度构建中,收容教养的适用依据效力层级低,不能形成一体化的法律体系;在微观层面的立法上,实体上存在收容对象的年龄条件不够明确,适用前提模糊,执行方式单一僵化、社会力量介入薄弱等问题;程序上存在决定程序封闭,缺乏外部监督程序等不足,接着结合实证数据反思实践中存在的收容教养适用率偏低、年龄下限不明、罪错行为复杂、社会力量介入不足等问题。第四部分:收容教养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主要回应当前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被废除的背景下,收容教养因为存在第三部分所述的种种不足,理论界对于收容教养制度的正当性产生质疑,通过论述其价值依据、事实依据、传统的法文化依据和国家亲权主义、刑罚个别化、刑法的谦抑性等理论依据,表明收容教养制度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第五部分:罪错少年处遇制度的域外经验考察。通过对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的探析,分析借鉴其少年司法的立法统一、分级处遇制度和社会力量参与矫正的经验,以完善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第六部分:收容教养制度的完善路径。针对收容教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建议:首先,从宏观上转变立法理念,建立系统的收容教养体系。其次,从微观上完善收容教养实体和程序上的相关规定,明确年龄和前提条件,优化执行方式,增加社会力量的参与。最后,在运行程序上形成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联动程序,其中人民法院是制度的决定主体,还可增设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回访帮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