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系列中，茅盾早期创作的“时代女性”形象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仅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后作家“幻灭”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且蕴涵了男性作家丰富的文化心理，同时寄寓了作家的政治理念。 引论部分简单回顾以往关于茅盾“时代女性”的研究成果，介绍本论文写作的兴奋点、意义、目的等。 论文主体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部分，“时代女性”形象的创作模式。 20年代的茅盾在小说创作方面还只是一个新手，但是，他在人物塑造的技巧方面却显得娴熟而老练。茅盾早期小说创作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形态：互为对立面的衬托模式，既打通了小说人物思想发展脉络，同时也强化了主题的震撼力；三角模式，使文本具有了放射性的阐释空间；横断面模式，与人物意识流动融为一体，突破生活的时空限制，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同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比较，茅盾小说创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学在结构上的开拓性转型。 第二部分，幻灭与新生——茅盾“时代女性”的创作心态。 作为“大革命”的经历者，茅盾首先体现了一种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的姿态。茅盾早期小说出现对比度强烈的两种声音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声音焦躁、愤世、疯狂，想破坏一切；另一种声音冷静、不动声色，看着自己的人物在痛苦中挣扎。这是一个作家悲愤到极点时反而比任何时刻都冷静的一种创作心态——他要忠实于自己的所历、所感，忠实于正在发生的历史在心灵中留下的投影。同时，茅盾将聚焦点投向时代性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女性形象，这是作家对革命叙事中男性话语统辖状态的一种匡正，对男权社会男性本位的有意置换。在雄性话语为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凸显“时代女性”的时代苦闷，在“革命加恋爱”的流行病中透视“革命”与“性”的光怪陆离的纠葛，使这个以往充斥男性话语的空间出现了强烈而刺激的女子身影，而男性则往往退隐于背后。当然，茅盾创作了如此丰富的女性系列形象，必定对潜意识中的“阿尼玛”原型有着深刻的思考与反省。一方面，茅盾的母亲对茅盾女性心像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时代女性”对茅盾传统的“阿尼玛”原型的冲击也很显然。茅盾倾力塑造的“时代女性”形象寄寓了作家复杂的政治理念，“时代女性”特立独行的性格是茅盾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映射。 第三部分，冲突与选择—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构筑批判性的个体文化心理。 “时代女性”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主体同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客体相遇的结果，“时代性”是这一形象群的本质所在。茅盾既倾慕作为海洋文化的西方文明的票少悍、不羁、自由、平等，又留恋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的含蓄、恬静、内敛，这可以从茅盾对笔下的慧、静等新女性形象都喜爱有加中可得出来。在寓意丰富的“时代女性”身上，体现了他作为文化巨人开放性的文化意识和建设者的气魄。茅盾在一种新的文化背景中，达到对传统的超越和对现代的重新组合，他集传统文化之精华与西方文化之优长于一体，其间进行整合与杂揉，高扬文化的先进精神，不守旧，不盲从，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显示出一种求实务真性。茅盾作为一个文化接受的主体，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文化心理，在启蒙他人的同时不忘强化自己的现代文明程度。在茅盾看似温和、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有主见、有见地、富于创造性的现代心灵。茅盾是具有过人的文化意识的思想家，他把开放性的文化意识和从外国吸收的思想因素进行了深度的整合，实现了文化心理主体的创造机能。 结语部分。考察茅盾的早期小说，进而揭示其创作的独特价值，对于茅盾研究开辟新思路、新视野乃至繁荣现代中国文学是不无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但愿这一试图走近茅盾的努力，能够对新世纪的茅盾研究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