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协议是一种反竞争性质极为明显的非结构性垄断行为,禁止垄断协议是反垄断法中最重要、也是制裁最严厉的部分。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其他协同行为”中的“其他”二字是多余的。垄断协议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协议、决定和协同行为。囿于反垄断法的巨大威慑力,经营者将公开的协议型和决定型垄断协议转为“地下垄断协议”——协同行为。协同行为作为垄断协议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天然受到反垄断法规制。我国《反垄断法》仅提出了协同行为这一专有概念,没有对协同行为认定作出规定。协同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者通过某种形式的意思联络做出的协调行动,该种协调行动排除、限制了竞争,并且这种意思联络没有达到协议的阶段。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三合一”后,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对协同行为认定进行统一规定。协同行为认定要素包括经营者市场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经营者之间是否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经营者能否对行为的一致性作出合理解释;相关市场的市场结构等情况。然而这些认定要素规定抽象,实践中难以适用。我国协同行为认定案例较少,重点分析了三个相关案例。从认定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协同行为认定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协同行为认定要素不具体,包括协同行为合意难以证明,经营者合理理由不具体,考虑市场结构不统一,排除、限制竞争难以证明。二是协同行为认定路径不完善,包括协同行为难以用直接证据证明,主张经营者实施协同行为的一方举证责任过重,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路径典型固化。三是协同行为证明标准不明确,这里的证明标准指对协同行为的举证达到何种程度才足够证明经营者之间达成和实施协同行为。域外反垄断法历史悠久,借鉴其相关经验,完善我国协同行为认定。首先,因立法对协同行为认定要素仅简单列举,因而需要细化协同行为认定要素,包括证明协同行为合意,明确经营者合理理由,考量有利于促成协同行为的市场结构,分析排除、限制竞争的含义。然后,在细化协同行为认定要素之后,完善协同行为认定路径:确立事实推定制度;借鉴其他部门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减轻举证责任;拓宽协同行为认定路径,将协同认定路径分为交流证据充分情况下协同行为的认定和交流证据不充分情况下协同行为的认定;最后,在协同行为的认定进入最后阶段时,明确协同行为的证明标准,将协同行为的证明标准落入高度盖然性标准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之间即说服责任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