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禄问题,与有明一代相始终,影响巨大,历来就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相较于其他朝代,明代的宗禄制度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既有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明代宗室人口的过快增长,禄粮开支的过于浩大,不仅对明中后期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加派、矿监税使等“暴政”的出现,而且也是明末财政破产乃至明朝最终覆灭的主因之一。明代“宗禄制度”是专制皇权压迫人民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过,既有研究的依据,主要是明人诸如“天潢繁衍”“宗禄不足”之类的概述性记载,缺乏正规财政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有力支撑。因此,全面考察明代藩府的数目和各藩人数,深入探讨各时段宗禄的发放实态,详细统计实发的宗禄数额,是推进明代宗禄研究的必由之路。在明代,由于宗室人口的增长与禄米按口支放的特性,宗禄总额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引发了朝野的广泛关注。所谓“禄米问题”,一直是明人奏疏、文集里的重要内容。很多朝臣对明代的宗禄制度严厉抨击,通过列举宗室人口数字和宗室禄米总数,指出宗禄制度不仅“蠹国病民”,而且造成了宗藩严重的生存危机。一方面,他们指出明代的宗禄增长实在太快,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极限。另一方面,很多朝臣也注意到了明代中下层宗室的贫困状况,并以“洪武祖训”为依据,严厉抨击了永乐以后逐渐发展的“藩禁制度”。为了解决宗禄问题,明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对各亲王宗禄进行了大幅度削减,幅度达89.4%。在弘治时期,明代宗禄开始采用“本折中半”之制,各宗室禄米实际上削减了一半有余。在嘉靖以后,随着宗禄问题的日趋严重,明廷又通过削除一部分犯法藩王,敦促亲王“自请辞禄”,进一步降低郡王以下宗禄本色比例、对禄米支领进行严格限制等措施,继续削减应支禄粮额。这样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根据本文的统计,从嘉靖初年到万历初年,尽管宗室人数翻了3.66倍,但禄银总额却只翻了两倍左右。到了万历、天启年间,为了让宗禄数额不再随人口增加而持续增加,明廷最终实施的“永为定额”宗禄改革,则标志着明代“应支宗禄”终于与地方的“定额化财政”相吻合。根据本文估计,天启年间明代禄粮总额约为1,567,524余两,占明代总岁入的8.66%。总体而言,这些措施由于对祖训的顾忌,显得不够彻底,也颇为迟缓,但却将明代宗禄的支放总额限制在了国家财政收入的10%以内,大大减轻了其对明廷的财政负担。明代中后期的宗禄问题,具有以下几大特征:一、明代宗禄数额尽管不小,但由于其总额从未超过明代财政总收入的10%,故其对明代财政的损害相当有限;宗禄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当为禄米缺乏、养赡无资的贫宗。二、明代宗禄随人口增长而增长的特点,与明代“定额化财政”原则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三、明代地方官对宗禄款项的“轻视”心理,随时间的推移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其“轻视”的具体表现,则是对宗禄款项的“压支”“压征”与“挪用”。这种“拖欠”行为,当与明代宗室地位的逐渐降低,明代存留田赋的不受重视和地方官“永不加赋”的施政原则有着重要关系。四、由于明代规定,宗禄属“存留款项”下,归布政司支给,其发放权在地方,因此明代宗禄具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总之,由于“本折兼支”和“折银发放”等措施的实行,明代宗禄银数的应支数字与“本、折禄米总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前者往往只有后者的不到五分之一。明臣奏疏中许多数额巨大的“应支禄米数”,往往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地方官对宗禄款项的大量拖欠和轻视态度,则导致了已经被大幅扣减过的宗禄银,往往也不能得到及时的发放。因此,明代“虚额之以廪禄”的宗禄制度损害最大的不是人民,而是“被虚名而受实祸”的宗藩。宗禄对明代财政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明末财政的破产当另有其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