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以降,在农业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基础上,以江南为先导的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迅速展开,并且出现了南宋和明末至清中叶这两个商品经济的繁荣期。南宋时代以远距离贸易、城市与市镇的繁荣、货币金融的发展等为代表,形成了一个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与之相伴的是国家财政的市场化,政府税收中来自商业流通领域的部分不断加大,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市场手段如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达成资源的调配。另一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以对外贸易的展开、海外白银的流入为契机,江南的商业、市镇等又经历了新一轮繁荣。但在13—15世纪出现了江南商业经济发展的低潮期。从繁荣到衰退的转折发生于元代中期,它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与物价波动。入元之后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流入市场的货币量不能保持稳定,造成元代前期物价的剧烈波动,并在总体上形成了1276—1305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期。到元代中后期(1325—1350年),与前期的状况相反,出现了物价普遍下降的的情况,表示了这一时期社会流通量不断紧缩的趋势。其次,以食盐的运销为代表,元代政府的财政管理从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全面转向了依靠国家强制力。元代的盐引制度是两宋以来食盐间接专卖发展的高峰,虽然这项政策兼具财政资源调配的功能,但鼓励商人贩运大大促进了盐业和相关领域的商业流通。到元代中期以后食盐专卖全面转向计口摊派,这不仅使食盐课入成为一项直接税,也在实质上否定了盐业贸易的必要,使得明初国家正式确立了计口食盐政策,取消了(西北开中之外)内地普通市场上的食盐贸易。使得元代江南商品经济趋于衰退的,除了上述的具体政策外,最根本的是宋元变革造成了社会治理水平的下降。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最强的一个时代,在社会救济、灾害应对、水利兴修与维护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南宋后期虽然出现了民间组织力量的逐渐成长,但国家一方面没有放弃治理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有意推动地方自治性的培育,从而使得南宋国家与民间表现出密切接触的特点。元代的官僚体系一方面单位规模小于南宋,另一方面运行效率低下,无论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还是意愿,都比南宋时代大为下降。结果是在这一时期,国家的组织能力衰退,而民间自我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像明代中期以后那样发展起来,使得整体社会治理水平处于一个低谷期,根本性地恶化了商业发展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