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托金文材料研究西周时期的庶人。西周的庶人一般认为对应于商代的众人,然而我们讨论认为两者存在性质的差别:商代的众人群体是商王的同族子弟,与商王和同姓的贵族同属于一个氏族共同体,社会地位较高;而西周伴随着早期的征服,吸纳了众多其他的异姓族群,其庶人群体较之商代的众人更具多元化,这也使得底层民众身份更加多样化,我们在第一章还讨论了金文中出现的“小子”、“仆庸”、“臣”等诸多不同称谓的民众群体,并分析他们与庶人间的联系与区别。西周王朝在庶人的管理方面也更加细致和深入。直属于周王的庶民被称为“王人”,王朝设置有“里”这一地域性基层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西周中期以后又有“邑人”,是指居住在周王直辖的西土都邑中的庶民,周王则是通过册命仪式建立的官僚系统进行管理;无论在周王还是贵族家庭中,对庶人群体的控制都普遍打破了旧有的氏族组织,下渗到了基层村落一级。庶人在其村落中营数家到数十家不等的小规模血缘聚居生活,村落的首领被称为“师夫”或“师”,统治者在基层的庶民村落中推行了带有军事化色彩的什伍编制,登记首领师夫的名字以及其所在村落的男丁数目,开后世“编户齐民”先河。第三章中我们关注庶人群体在西周社会地位的变化。通过对相关典型彝铭的分析,我们认为在西周贵族宗族内部普遍出现了阶层分化现象。在宗族中,随着宗法等级制的强化,与贵族家主同族的庶民群体逐渐与其他的异族庶民合流,转化为依附于贵族土田的属民;同时,上层的贵族宗族力量却不断增强,世袭贵族把持王朝的司法系统,导致西周晚期贵族官员残害底层庶民的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加剧了西周的社会矛盾。最后本文认为中国从商代到西周经历了由氏族社会到宗族社会的转变过程,反映在底层即是伴随旧有氏族共同体的瓦解,不同源的庶民群体间发生合流,成为贵族宗族内的依附民,贵族宗族的力量也因此不断加强,演变成西周晚期到春秋时代的卿族政治。而至战国时代宗族势力解体,原先分散依附于各宗族的庶民转而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成为秦汉集权国家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