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就像神经之于生命有机体。所以,任何社会的政治生活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诸多沟通形式中,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最为重要。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状况,直接关系到亿万民众的福祉,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如果任凭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执政党沟通功能的发挥,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而且会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灾难。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执政党与民众沟通问题的研究,建议中国共产党健全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畅通民意。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不仅能够优化中国政治系统,改善党民关系,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而且能够唤起政治学界对政治沟通问题的关注,深化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本课题从“民众——政党——公共权力”现代政党政治基本框架这个理论前提出发,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考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历史脉络,描述其运行现状,剖析其中存在的机制性缺陷及其原因,从而提出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的目标、原则和措施。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民众、政党和公共权力是三个最基本政治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政党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政治框架里,民众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以实现自身利益,政党成为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桥梁和纽带,政党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沟通功能。要发挥沟通功能,首先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通过和民众的互动,了解和掌握足够多的社情民意。这一点对于执政党来说尤为重要。执政党—社会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社会利益整合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拓展执政党政治社会化的能力,从而增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深入基层直接沟通民众,倾听社情民意,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和沟通方式等要素能够相互联结,形成互动,从而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沟通机制。这套灵活的社会沟通机制适应了革命的需要,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建国后,为适应全国统一的需要,更加有效地行使中央权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然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这套体制与民众沟通,传递信息。但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限制,很多社会沟通渠道难以发挥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逐渐失去了稳定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存在的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模式,这使得党与民众难以有效沟通,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与民众的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沟通效果。但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恢复和发展的沟通网络仍然是高度一元化的,即在整个沟通网络中,党组织是最重要的沟通渠道,重要信息的传递都必须通过党组织,其他沟通渠道仅仅是党组织的延伸。这种单通道信息传递系统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社情民意难以上传,上情难以下传,党与民众沟通不畅。这不仅降低了执政党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和快速反应的能力,易于导致决策失误,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参与沟通的热情和对执政党的信任,进而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对此,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利用现代媒体优化与民众的沟通,这在客观上促使高度一元化社会沟通网络逐渐向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转变。尽管高度一元化社会沟通网络正在逐渐向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转变,但是单通道信息传递系统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党与民众难以沟通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沟通网络存在内在机制性缺陷,即在“市长信箱”、两会、信访、社团组织、党组织等沟通渠道中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沟通方式等要素缺乏有机结合,难以形成互动系统。追根溯源,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还是由文化观念、体制、沟通技术等方面多种因素造成的。具体来说,在文化观念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和苏联模式的共产党对党群关系认识上精神贵族主义倾向、全能主义理念、英雄主义情结,极大地影响着党员干部和民众对沟通的认识。在体制方面,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使信息易于损失和失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权力化使政党沟通功能难以发挥,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任命制难以激发党员干部沟通民众内在动力,党管媒体管得过于具体使媒体难以充分发挥沟通功能,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沟通民众的外在压力。在沟通技术方面,党与民众话语系统的差异和部分党组织沟通技巧的缺乏也使党与民众在实践中难以顺畅沟通。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及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社会沟通机制,应该遵循社会沟通机制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坚持整体设计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持续创新原则、比较借鉴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从文化观念、体制和技术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健全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方式等基本要素的功能,促使其有机结合,相互联动,从而建立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沟通网络,形成互动式社会沟通模式。本课题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沟通问题,尽管仅仅研究党民关系中的“沟通”这个环节,但是却有多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1)选题新。本选题不仅研究党群关系,而且深入到党群关系的内在机理层面,探索二者之间的信息交换问题。信息交换是党群关系最基本的方面,它不仅是政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整个政治系统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对该问题的研究在党建领域无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2)切入视角新。本论文跳出了以往研究“党群关系”的传统视角和传统思维,尤其是打破了论述党群关系所隐含的“先进——落后”、“上——下”的预设前提,将执政党与民众置于平等地位,从而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更加可观,对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更加理性平和。(3)研究方法新。本论文从政治系统的客观现实出发,运用政治沟通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问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揭示社会沟通机制运行规律和政党政治规律,从而深化了党群关系研究。(4)理论创新。在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即突出沟通方式中的“协商”要素,强调沟通的“互动”特征,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政治沟通理论。(5)材料新颖。笔者深入党政部门采访和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并从内部材料上引用大量的材料和案例,从而把分析论证奠定在鲜活的现实基础之上,使学理性和说服力更强,现实针对性更强。(6)结论和建议新。基于大量的材料分析,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现状做出总体评估,对其中存在的机制性缺陷及其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提出了健全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的目标、原则和措施。这其中的很多结论是崭新的,很多建议是大胆而富有创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