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是魏晋南北朝文献的主要载体,历来关于《隋志》总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目录学领域考证式的研究,一是文学领域总集文本的细化研究。限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对总集文本的研究又多集中于《文选》,号曰“选学”,次之则《玉台新咏》,鲜有立足于《隋志》总集类著录之“总集群体”做综合之考查者。这与魏晋南北朝总集编撰的繁荣状况极不相称,相关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和拓展。论文分四章,主要解决以下问题:前三章为《隋志》总集本身的研究。第一章为《〈隋志〉总集类说略》。本章认为传统目录以“集部”指称和集中著录文学文献是历史形成的,“集部”的形成经历了从班固《汉书艺文志》、荀勖的《中经新簿》、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王俭《七志·文翰志》、阮孝绪《七录·文集录》的漫长过程,而且挚虞《文章流别集》的编撰、梁元帝校书时“集部”之称的出现对目录“集部”的确立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总集类”是“集部”的分目,总集类收书与“集部”的性质与收录范围密切相关。《隋志》合并《七录》之“总集部”与“杂文部”以成“总集类”,所著录并非全然总集。“总集类”著录之参差不仅指收书之庞杂,亦且指编次之凌乱。第二章为《〈隋志〉的总集观念》,提出:如何看待“总集”与“总集类”,反映《隋志》的总集观念。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以例称善,《隋志》标举其为总集之轨则,认为典范的总集应该如《文章流别集》那样分体编撰、集流别(品藻)与选文于一体。不过,此类总集在《隋志》总集类中仅占一小部分。显然,标举《文章流别集》的意义不在于否定其外的集子的总集性质,许多专收一体的集子也应看作是总集,二者只有体例优劣之分,而无是否总集之别,这就是《隋志》的基本观念。但是《隋志》合并《七录》之“总集部”与“杂文部”为一类而一仍“总集”之名,此“总集类”只是以“总集”之名提其纲,并非全然总集,其无以归类者往往入之总集焉。《隋志》总集类的性质可以从《唐六典》“总集以纪类分文章”的概括中得到解释。这是整个论文的核心,用力最多,也是论文创新点之一。第三章为《〈隋志〉的总集编撰》。集中考查《隋志》著录总集的编撰情况。首先,对总集生成问题进行深入考查。认为:《诗经》、《楚辞》虽一般认为是总集,但于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将《隋志》著录总集且撰人可知者按时代顺序重新排列,以见总集编撰的历时发展。具体说来,魏晋时期是总集编撰的发生期;刘宋时期总集编撰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不仅庞大至200卷的刘义庆《集林》出现,而且一人编多部总集、多人编同题总集的现象出现,编撰可谓不遗余力;齐梁陈时期总集编撰与诗歌集团的关系密切,萧统文学集团编撰了赫赫有名的《文选》,而《玉台新咏》则是萧纲文学集团的产物;北朝总集编撰远不比南朝。同时按身份地位的不同将撰人分为帝王太子诸王、秘书监一般文士以及僧人佛学家三类,认识到不同身份的人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其所关注的焦点和编撰动机各异,在选择编撰的内容、范围、体例上也千差万别。复次,详细考查了《隋志》总集之形态。此所谓总集形态是编撰完成后呈现的一种面貌,非仅指编撰体例。全集与选集、有序文与无序文、有论与无论、卷帙多寡等都属于“总集形态”考查的范畴。据《隋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集形态大致有两种:按文体类编和按题材内容类编。按文体类编是当时总集编撰的主流,分单体和多体两种。《隋志》著录之总集现存两部:《文选》和《玉台新咏》,前者多体、后者单体,为我们探讨其时总集形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单单依此二者来考查又是远远不够的。虽总集多佚,然吉光片羽往往而见,亦可窥其大体,故略有遗迹可寻者辄考索之,以存佚状况为顺次分别考查了《文选》、《玉台新咏》、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孔逭《文苑》、萧圆肃《文海》、萧淑《西府新文》等总集的形态。从而得出早期总集多“选本”、多与“文体”相关的结论,这是这一时代总集编撰形态独有的现象。当然,主流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形态存在。这些形态基本奠定了后世总集编撰的各种要素,成为后世总集编撰形态的源头宝库。并在此基础上对总集编撰予以文化的考查。第四章为《后世总集流变》,这是《隋志》总集研究的必要延伸。第一节考查总集形态的流变,主要着眼于每一时代总集编撰之整体态势与其时学术文化背景的关联,如分别考查了诗歌繁荣与唐代总集编撰、理学风气影响下的宋代总集编撰、蒙元统治与元代总集编撰、诗文流派的发展与明代总集编撰、学术集大成与清代总集编撰。每一时代之总集编撰皆得时代风气之濡染,某一类型总集编撰之普遍定有深刻的背景存在,总集编撰形态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学术文化等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二节考查总集观念的流变。认为《七录》《隋志》《四库全书总目》是考查总集观念尤需关注者,《隋志》从编撰体式出发把专体总集也入“总集”域内,这是对《七录》的突破,“总集”的概念较《七录》有所拓展。《四库全书总目》分总集为“采擿菁华”和“网罗放佚”两类,“网罗放佚”全集式总集是后世基于研究的意识而出现的,不同于六朝总集之“以提供阅读和写作的范本”为主要编撰目的。这是总集观念变化的一个方面。另外,总集观念的变化也可以从历代目录“总集类”的著录分合上略知一二。而《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精英阶层所修,完全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总集观念。也就是说,即使到了清代,人们关于“什么是总集”的看法,仍然和《隋志》差不多,仍然指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只是绝大部分的总集以收录文学作品为主。今人的总集观念则更多地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乃纯文学观念确立的结果。而《隋志》《四库》所代表的古人的总集观念是根植于我国古代泛文学观基础上的。第三节以《文选》类总集为例说明总集的发展及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