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儒者推崇孟子的性善说,针对于此,学界内外不乏质疑儒家人性论过分乐观天真的声音。在性善说的理解下,人性非恶意味着什么?恶从何来?如何去恶?这是儒学理论中亟待澄清的问题。王阳明关于“恶”的探讨以“意”的偏失为枢纽。“意”是心之发,而心之本体是良知,因而“意”原本是出自良知的,“意”本来有善而无恶。然而,人会“自欺”,即忽视欺矇良知与物交感时自然所发的知是知非与好善恶恶之“意”,人亦会为“习气”所移,即人受到生长于其中的不良习俗环境的影响,受到生来禀赋的浑浊驳杂之气质的影响。由此,“意”的表现有所夹杂人的安排思索、有所留滞,偏离于良知自身之发用而沦为“私意”。心中有了“私意”便是有许多动气处,气之动乃受后天之习染所扰动,也就有了“恶”的出现。“意”偏离于良知自身之发用,阻碍了良知彰显,这是阳明对于“恶”之出现的根本解释。“恶”之出现可以溯源于“自欺”与“习气”两种因素,而气质与习俗环境作为命定的因素,是“恶”之出现可以诉诸的缘由,不决定“恶”的出现。人之立志依循良知抑或自欺而忽视良知之发用,乃是根本地决定“恶”是否出现的关键。人的志之不立,乃是“恶”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因此任何人都需要为作善作恶负上根本的责任。意念发动处有善有恶,良知始终知善知恶,良知之知善知恶是一种切于吾人之身的明觉感应。阳明的良知统摄孟子的四端之心,良知阐明了人之性善。良知之知是对天地万物本然之知,良知是对天理即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的感通明觉。去恶工夫的关键,是防治“意”偏离于良知自身之发用,回归先天本具固存之良知并以良知作为人生的主宰,则进而回归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感通明觉。王阳明对于“恶”问题的论述,在孔子论“过”的思想与孟子论“不善”的思想以及宋儒有关“恶”的思想中,可以找到一定的理论渊源。王阳明承先于孟子的性善论,又照察了现实生活中的恶的存在,从而使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工夫成为人人应有的追求。人人有先天本具固存之良知,故人人皆有向善为善之依据。“私意”阻滞了良知之天地万物一体的感通明觉,此即是“恶”之产生。“恶”不具有本体性,“恶”在人性中是无根的,故而“恶”可去除。阳明以引导人走出“恶”为要,但其是以对“恶”的起源进行剖析为基础,进而开出有效的除“恶”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