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是首位获得美国最高戏剧奖项“托尼奖”的美籍华裔剧作家。文学评论者大都关注其成名作《蝴蝶君》,对他的其他优秀剧作却鲜有研究。而且多数评论文章是从解构主义和东方主义等角度对种族、身份和性别政治进行分析的,很少有人从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话语角度来关注剧本中运用的丰富的符号,并把它们和表征以及文化身份问题联系起来。因此,本文尝试运用符号学的方法,结合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和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相关理论较系统地解读黄哲伦的三部作品：第一部《新移民》、成名作《蝴蝶君》和近作《黄面孔》。通过分析这三部作品中的各种符号、符号建构意义及其对文化进行表征的过程,阐明符号化或神话化的表征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以及文化身份的流动性。黄哲伦的剧本可以被看作是与主流文化表征体系的抗争、纠正和协商。本文以三剧本中运用的符号为切入点,对华裔文化身份探寻的三个阶段——冲突、颠覆和超越进行梳理,进而展示黄哲伦在华裔文化身份问题上的敏锐洞察力以及他对华裔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黄哲伦创新性地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京剧和典型代表人物花木兰、关公来揭示《新移民》中的华裔内部冲突和身份危机。史蒂夫化身关公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格蕾丝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却又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眷恋；戴尔抛弃原有身份和信仰,努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黄哲伦通过对这三种身份的华裔美国人的描写阐明了他的观点：华裔美国人要建立独立的文化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是不可或缺的。《蝴蝶君》中运用了更加丰富的符号。黄哲伦通过对典型的人物符号、服装符号和音乐符号的巧妙运用,揭示了由主流文化表征体系建构的刻板形象并成功地对其进行了颠覆。《黄面孔》把舞台上的符号、表征和身份问题同现实生活中20世纪的一些真实事件相结合,虚虚实实,对身份流动性进行了生动的诠释。最后得出以下结论：由于主流文化符号表征体系的深远影响,华裔美国人虽然苦苦寻求独立的文化身份但仍不能通过重塑自我来主宰自己的命运。除却西方主流表征体系创造的各种神话及蓄意的歪曲,东方人不顾长远影响而迎合西方神话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华裔身份寻求的困难。因此,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只有摆脱西方支配文化符号表征体系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并理解身份的建构性和流动性,才能确立其独立的文化身份。黄哲伦是首位获得美国最高戏剧奖项“托尼奖”的美籍华裔剧作家。文学评论者大都关注其成名作《蝴蝶君》,对他的其他优秀剧作却鲜有研究。而且多数评论文章是从解构主义和东方主义等角度对种族、身份和性别政治进行分析的,很少有人从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话语角度来关注剧本中运用的丰富的符号,并把它们和表征以及文化身份问题联系起来。因此,本文尝试运用符号学的方法,结合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和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相关理论较系统地解读黄哲伦的三部作品：第一部《新移民》、成名作《蝴蝶君》和近作《黄面孔》通过分析这三部作品中的各种符号、符号建构意义及其对文化进行表征的过程,阐明符号化或神话化的表征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以及文化身份的流动性。黄哲伦的剧本可以被看作是与主流文化表征体系的抗争、纠正和协商。本文以三剧本中运用的符号为切入点,对华裔文化身份探寻的三个阶段——冲突、颠覆和超越进行梳理,进而展示黄哲伦在华裔文化身份问题上的敏锐洞察力以及他对华裔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黄哲伦创新性的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京剧和典型代表人物花木兰、关公来揭示《新移民》中的华裔内部冲突和身份危机。史蒂夫化身关公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格蕾丝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却又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眷恋；戴尔抛弃原有身份和信仰,努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黄哲伦通过对这三种身份的华裔美国人的描写阐明了他的观点：华裔美国人要建立独立的文化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是不可或缺的。《蝴蝶君》中运用了更加丰富的符号。黄哲伦通过对典型的人物符号、服装符号和音乐符号的巧妙运用,揭示了由主流文化表征体系建构的刻板形象并成功地对其进行了颠覆。《黄面孔》把舞台上的符号、表征和身份问题同现实生活中20世纪的一些真实事件相结合,虚虚实实,对身份流动性进行了生动的诠释。最后得出以下结论：由于主流文化符号表征体系的深远影响,华裔美国人虽然苦苦寻求独立的文化身份但仍不能通过重塑自我来主宰自己的命运。除却西方主流表征体系创造的各种神话及蓄意的歪曲,东方人不顾长远影响而迎合西方神话的心理也部分地造成了华裔身份寻求的困难。因此,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只有摆脱西方支配文化符号表征体系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并理解身份的建构性和流动性,才能确立其独立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