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中广泛存在对于夫妻房产赠与认定标准不一、对条文解释矛盾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我国立法长期以来采用约定与法定财产制相结合的模式,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简明;立法将房产权属的四种约定类型人为划分为赠与和其他协议,并为夫妻赠与设置三个构成要件,此规定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法释[2020]22号第32条修正了此前司法解释遗留的部分逻辑瑕疵,但扩大了夫妻房产赠与的认定范围。当房产赠与涉及身份属性时,扩大撤销权的适用范围存在“女性保障不足,男性平等有余”的隐性性别歧视,亦有违婚姻保护与家庭价值强化的立法取向。针对上述问题,在后法典时代,有必要在解释论上明确夫妻赠与协议具有特定性、无偿性等独特属性,区别于夫妻财产制协议、离婚协议、婚约彩礼;实务也为房产赠与的具体操作及夫妻财产约定类型化提供了司法经验。其中,未获得所有权的房产赠与协议和婚内房产权属协议极易发生同案易判现象,可以通过总结裁判规律、结合法理论证,形成应然裁判规则。房产赠与作为重要的夫妻财产约定类型,对其法律适用的厘清是约定财产制完善的前提,故夫妻赠与制度乃至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优化可以从家庭保护、性别平等、意思自治等立法价值的平衡切入,从完善法律解释和完善裁判规则两方面加以完善:在理论层面上,对夫妻房产赠与协议的概念和范围重新阐释,加以限缩。即第1065条应当承担起作为夫妻财产约定一般性规定的重任,涵盖夫妻房产权属协议,而法释[2020]22号第32条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特别法,在夫妻间明确约定房产赠与的情形下优先适用。应用层面上,司法应细化裁判规则,关注夫妻“赠与”的身份属性。在认定夫妻房产赠与时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适当扩大夫妻房产权属协议的认定范围,不宜将夫妻一方让与份额形成共有、一方完全让渡所有权给对方情形下的房屋处分一律适用合同规则。同时,在司法过程中有机结合离婚清算、夫妻债务、婚姻自由等其他婚姻财产制度与原则,在这两种夫妻财产约定类型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与重构其他类型的家事协议,加快形成夫妻财产约定的“有名协议”制度,以期形成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有效审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