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潮流以及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嵌入国家转型话语中的乡村文化受到了城市文化的影响,乡村的各个方面历经了不同程度的变迁。然而,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乡村文化展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内生动力,而这股动力正是源于乡村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抗争。镇山村乡村文化的传播实践贡献了一个关于乡村内生性的文化创造和价值重建的现实案例。受现代化、城镇化和商业化的深刻影响,镇山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俗传统发生了改变,但其乡村文化的内核并没有消失,古老的祭祀信仰、集体的文化活动、传统的公共空间仍留存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稳定地维系着乡村共同体的信仰价值体系。不仅如此,村民还积极地融入现代媒介生活,借助大众媒介自主地进行乡村文化传播,展现出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性,而这种文化自觉成为了他们反抗城市意识形态的内生动力。当乡村面临着“改头换面”的危机时,村民从传承了百年的乡村传统中萌生出了一种文化传播自觉,同城市文化展开了一场隐秘的反抗。当我们重新打量鲜活而具体的乡村,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时,就能发现他们在国家意志、现代传媒和外来资本的夹缝中微弱却从未间断的反抗。虽然村民的这种反抗是消极的、妥协的,但是这种妥协式反抗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村民面对异文化时产生的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作为乡村文化主体的村民在自主地表达文化诉求、参与文化创造。而村民的反抗之所以是一种妥协式反抗,一是因为乡村文化在长期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迫使村民只能以“弱者”的身份进行“边缘抵抗”,二是因为村民的反抗并不是要与城市文化为敌,而是建构乡村文化的主体性,探索一种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糅合的可能性。在镇山村两年多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城乡关系的视角出发,以镇山村为分析蓝本,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在城市中心主义的传播视角和传播体制下,乡村文化是如何突破城市文化的层层包围重构自身的内涵与价值的,而在这个城乡文化碰撞、反抗与糅合的复杂过程中,能否找到可以激发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生命力的东西。透过复杂且流变的乡村日常生活,乡村文化的反抗于种种细微处浮现出冰山一角,虽然其形式是非正式的、隐秘的,力度是薄弱的、轻微的,但却蕴含着坚忍维系、深沉饱满的力量,自有雷霆万钧之力。镇山村乡村文化的传播实践启示着,在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关于乡村文化的传播必须要发掘村民的主体性及创造性,唯有尊重乡村文化的生成法则,同时在外部以制度和经济等方式切实保障乡村的利益,才能够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文化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