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内涵是由一系列特定的范畴组合而成,在文艺学的范畴内,它和表现人物形象的艺术有着密切联系。而人物形象又是文本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通过与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作用,典型自身的内涵得到扩充;另一方面,典型概念原本就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构建,起源于西方的典型理论经过黑格尔的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创新,在中国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十七年时期,典型担任着整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塑造“工农兵人物形象”的职责;文革时期,“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政治的暗涌、文学的风波都在它身上汇集;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后,典型理论迎来的却是新时期的消解,完成了政治向人性的回归。蔡仪的“性格核心说”、何其芳的“共名说”、李泽厚的“本质必然与现象偶然说”都扩充了典型理论的学理性构建,而文学作品中各种阶级群像的日益特征化又体现着典型理论的公式化倾向;随着“中间人物论”被判定为资产阶级理论,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成为文革时期的政策要求;从“统一说”到“中介说”,从“中介说”到“个性说”,对典型理论的扩展无不表征着文学家在新时期朴素的价值诉求。不断扩充的典型内涵也记录着当代文学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情况,而“人性”、“政治的传声筒”、“本质与主流”等相关词汇又使我们能够触及到典型内涵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