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气候有关的灾害频繁发生,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气候变化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很复杂,但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被认为是主要的人为因素,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全人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城市作为集中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各类资源的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然而,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最为人们必须面对的挑战。由于城市生态系统自身的特殊性,其自身修复和调节能力有限,因此城市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及对其核算、分析的城市排放清单就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核心问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大城市碳排放清单的案例分析,系统的梳理了碳排放的经济、社会、技术等影响因素影响,进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大城市碳排放清单进行了探索,其后对排放结果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在前两章阐述了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与梳理。第三章至第六章为本文的主体内容。首先,本文第三章中对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大城市的城市清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通过对地处欧洲、亚洲及北美等不同区位的城市进行个案研究与比较分析,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的排放清单方法、排放水平、排放结构,找出不同城市间在碳排放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并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和定性的分析。研究发现,针对国家层面的清单估算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城市层面的碳排放估算,城市排放清单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生产与消费视角相互补充,其估算方法更加多元化,灵活性强,同时国际上各大城市并未就城市排放清单方法达成一致。此外,在各城市的案例分析与比较中发现,国际大城市排放的主要来源是交通、电力等,而城市排放总量与结构则受到各城市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的影响。其次,本文第四章在借鉴不同城市间清单方法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城市的特殊性及数据可得性方面的因素,根据国际惯例调整后将其分为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及交通、居民消费等五大部门,并运用统一的清单估算方法对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1995年至2008年期间的城市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了估计,进而明确了各城市的排放结构。研究表明,我国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中,排放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其中上海、天津的排放总量增长较快,而三城市排放总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人均碳排放量方面,三城市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03年后三城市人均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其中上海最高；排放强度方面,三大城市碳排放强度总体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其差异主要是由各城市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不同造成的。最后,为了进一步考察城市碳排放总量与包括人口、经济、技术在内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五章中基于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IPAT理论模型的拓展形式(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定量的分析了我国大城市碳排放总水平与人口、经济、技术等人文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人口数量、富裕程度、消费结构和技术水平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都十分显著,而家庭规模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人口与城市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弹性系数为1左右,与全国、全球水平相当；富裕程度、消费结构、技术因素与碳排放水平的弹性系数在0.5左右。此外,作者采用人均GDP、职工平均实际工资为指标对EKC曲线的验证没有得到假设中的倒U型曲线。考虑到当前我国在低碳发展与节能减排方面的迫切性,本文第六章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城市排放特征的基础上,有机结合国际低碳发展先进城市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大城市的城市减排方针、策略及低碳发展战略与具体措施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我国大城市中,工业、交通是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通过明确城市的功能定位与产业战略,通过合理手段有效引导产业结构优化与低碳化的调整,减少工业排放；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及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协作组织对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发展计划进行改善,提高公共交通的利用效率与服务质量,大力推广低碳交通,减少来自私人车辆的排放。此外,由于居民消费水平与其消费结构对城市排放也有影响,在城市居民数量控制力有限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宣传教育,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改变其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从而降低总需求减少城市碳排放。相关建议希望能为我国大城市的低碳发展提供现实参考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