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大陆80年代后出现的两个重要流派（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代表作品的英译情况，揭示中国和英语国家出版机构和译者在选择文本时的侧重点和选择性以及构建和再现的不同的小说文学和文化形象。针对中英世界各自侧重的流派、作家及题材的文本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汪曾祺、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余华、残雪、刘索拉等作家，对相关作家的代表作英译进行定量统计，运用翻译研究、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理论进行定性分析；理论视角包括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以及“文化学派”中安德烈·勒非维尔（Andre Lefevere）、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研究成果。本文做出了以下结论：出版机构和译者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取向（Poetics）是影响选材的关键因素。中西方出版机构和译者由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取向、两种文化的不对等以及翻译的不同目的（进口还是出口），分别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小说文学和文化形象。在文化进口的过程中，西方出版社和译者意识形态的倾向体现于对中国神秘、落后、野蛮的固有印象，对政治背景和体制（如文化大革命）所持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兴趣以及对小说中话语权利、两性关系和对现实生活的悲观失望情绪等与西方吻合的思想内涵的挖掘；诗学取向则体现在其对符合西方固有文学范式作品的偏好，这些范式包括叙事手法（如第一人称叙事、戏剧性情节和元小说）、艺术手法（如魔幻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和语言风格（如浓墨重彩和夸张怪诞的语言）。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得西方出版机构和译者在文本选择上采取了顺应国人思想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的“归化”方法。在文化出口的过程中，中国出版社和译者的文本选择则体现出对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如儒道文化）和文学传统（如笔记体小说，恬淡、优美的语言和意境）的偏好。由于中国出版社和译者的出发点是对外推介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推介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取向，因此相对于英语国家读者属于文本选择上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