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作为附属性产品的国际航空运输服务的需求也快速增加,中国航空运输业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同样临国际航空运输服务贸易逆差严重、国内高铁竞争激烈等多重挑战。本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证出发,分析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对国际航空运输政策的影响,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首先,本文依据航空运输产业实际构建了以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为基础的理论模型,使用古诺模型推导出国际航空运输市场自由化程度是航空运输产业发展程度的单调递增函数,即国际航空运输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产业发展实际,产业发展程度越高,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就需要更高的国际航空运输市场自由化程度。其次,本文建立了一套划分国家航空运输产业发展阶段的方法体系,将美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界点为1978年、1991年、2001年;将中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界点为1992年、2005年。之后,梳理两国国际航空运输政策特征,得出国际航空运输政策的制定是考虑了本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实际的,且大致判定本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程度越高,国际航空运输政策越自由。最后,对于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对国际航空运输政策的影响研究做了两部分的实证分析。第一部分是对世界范围内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无论模型内控制变量如何变化,航空运输产业发展指标对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指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部分是利用ARDL-ECM模型对中国1960-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效应的分析,得出中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对国际航空运输政策的短期影响为负,但长期来看,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第一部分的结论基本一致,即航空运输产业发展程度越高,政府就会采取更为自由的国际航空运输政策。论文的最后总结得出,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角度还是实证分析角度,航空运输产业发展都会对国际航空运输政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各国在制定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政策时都会考虑本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实际,中国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