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社会变迁的理论背景下,通过借鉴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概念,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进行分析,研究藏区农牧民生计变迁下的环境与文化、游牧文化与经济行为、生存伦理和生存理性；从藏区农牧民生存理性和生计系统的变迁视角,探析藏区游牧生计系统与生态、游牧文化的耦合机制,提出中国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府意志与农牧民行为的互动弥合机制,从而把握藏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途径。在国家视阈下,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意志与藏区农牧民行为的互动,关注藏区与国家的协同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藏区民主改革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区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并受到了国家权威的强制性影响,即国家力量是藏区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从史实看,这种国家干预对藏区经济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和谐、稳定有很大帮助,但同时也破坏了藏区农牧民最基本的家庭经济生活状态和民族生存方式。在比较全面地考察政府意志和新中国对藏区民族工作的发展历程后,聚焦于政府意志和藏区农牧民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这个问题的研究落实在对藏区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其基本结论是：政府意志与藏区农牧民行为是有机统一的互动过程,政府意志是在不断和藏区农牧民行为博弈的过程达成协调一致的,并且这个过程行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一个统一的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其稳定与整合,应该特别注视对藏区农牧民行为的选择和维护,采用藏区农牧民易于接受并能不断推动藏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才能保障藏区和谐稳定。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经过长时间人类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与改变,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被摸索出来。随着季节变化的游牧,可以使藏区生态系统得到较好的保护,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藏区牧民长期的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改变、适应的结果。2、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改变落后的藏区社会状况与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必然要实行牧民定居政策,使牧民转变为农民；而站在牧民的角度来看,游牧仍然是不能放弃的生计方式。中央政府在藏区推行现代化的政策取向与游牧生计系统和农牧民生存理性相悖。由国家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引起了一系列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定居了的牧民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思想态度也经历多次转变,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3、生计方式和认知体系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一致性和对应性,生计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的认知体系及游牧文化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当前藏区农牧民的认知体系需要完全重建,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4、中央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取向值得反思。其“发展”诉求迫切而直接,但也易于忽视现象背后长期积累的问题。经济社会的巨大差距,会带来民族问题震慑下急于解决问题的热情与良好愿望所催生的“简单化”的政策逻辑,扭曲了藏区生计系统的适应性。5、就中国藏区的发展来讲,藏民族自身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是其实现现代化的天然优势,必须予以重视,利用各方面给予的有利条件,努力快速的发展经济,改进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并倡导现代社会文化与自身社会文化,贡献其应有的力量。6、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使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面临着结构性的困境,这无法在“现代化”这样兼顾“生态”与“发展”的词汇表达中得到“毕其功于一役”式的解决。对于藏区而言,需要探索符合其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7、在藏区,农牧民不能通过夸大生产来摆脱现状,而要通过“大众生产”来实现。因为“大众生产”使用的是最新的科技力量和实践经验,普及性与适用性高,符合生态学理论,使得珍稀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利用,帮助牧民实现共同富裕。游牧生计系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谋生手段。8、经济转型也涉及到“生存伦理”有关的问题。这不仅与农牧民的经济收入的多少有关,也与到其内心能够承受压力多少有关。凝聚和转化农牧民的社会责任力,其前提条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能够达到小康生活的最低标准,否则,农牧人在现代社会里的无法生存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对藏区现代化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对农牧人的生计的关注,及其心态的掌握,让农牧民能够实现生存无忧、心理上能够被认同,这是解决实际困难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