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史界革命”的积极倡导，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开展。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民族主义视为实现国家自强的有力武器。受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他们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目标。为此，建构以“民族”范畴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民族话语为核心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所认知的主流。　　新中国建立后至“文革”前夕，随着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任务的完成，新政权需要对社会结构本身进行重新建构，这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认同。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新政权选择了以“阶级”范畴为核心来建构新的社会认同，即阶级认同。在这种社会情境下，经过思想改造后的历史学家，大都采用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考察和分析一切历史问题，进而建立了重新评价人类历史的标准。他们采用以“阶级”为核心的历史分析范畴和解释框架，形成了一套较成熟且崭新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体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可以看作是这种通史体系的典型。历史学家把历史问题作阶级化解读，其后果就是把“阶级”这一观察视角和解释框架无限地绝对化，进而排斥其他观察视角与解释框架存在的正当性。历史书写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最后一环，其首要任务是形成知识。但是，历史学家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着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积极主动地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作阶级化的解读，从而偏离了历史事实本身。实践证明，历史学家将历史问题作阶级化解读这一做法，不仅对历史学自身有着极为明显的消极影响，而且也阻碍了史学的健康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