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调配功能进而促进工业转型,近年来被列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求金融机构将“绿色”概念嵌入其运营理念、战略决策、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但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缺乏绿色理念,以环保为名,逐利为实,持续为“两高一剩”产业供给资金,致使绿色金融发展面临“洗绿”、“漂绿”及监管套利等问题。如何加快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增加绿色资金有效供给以及保障绿色资金发挥推动工业转型的“绿色”效应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绿色金融对工业转型的重要支持作用,以及相关研究尚处于新兴探索阶段,本文尝试以“绿色金融支持工业转型的条件—绿色金融支持工业转型的过程—绿色金融支持工业转型的效率”为研究脉络,探讨工业转型视角下的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要素、作用路径与效率评价,为绿色金融发展支持工业转型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补充与经验证据。文章共分为六章,各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本文首先在第一章,利用各类统计数据,对近年来工业粗放式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工业转型中的绿色投融资问题、绿色金融规模及结构变动趋势等,分别进行统计性描述。在讨论工业转型与绿色金融发展面临挑战与风险的同时,该部分提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主要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并分析了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局限。第二章主要是对国内外绿色金融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客观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对绿色金融内涵特征与功能定位进行文献回顾,并将绿色金融内涵演变归纳为金融绿色理念的提出、金融绿色理念与逐利准则的相容、供给端视角下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需求端视角下的绿色金融服务效率等四个阶段。伴随绿色金融内涵变迁与定位变化,部分文献尝试构建相关指标体系,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此,本文较为全面的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实证文献。其次,通过将绿色金融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发展模式,本文梳理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路径选择的相关文献。最后,基于绿色金融作用渠道与绩效分析视角,本文主要从企业与产业维度,梳理了绿色金融影响实体企业、金融机构、产业结构乃至发展中国家转型相关文献。在上述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文章对当前绿色金融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并针对中国工业转型背景,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三章主要研究转型经济背景下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即绿色金融的生成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绿色金融进而实现工业转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分别属于利波维尔场学派与结构学派。其中,利波维尔场学派反对政府对市场的代替,认为应避免政府选择性政策;而结构学派基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制度禀赋,认为政府应采用合宜的政策推动目标产业发展。鉴于绿色金融发展存在路径选择争论,本章首先,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构建了度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回归模型;其次,一方面结合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密集出台林林总总的“绿色”政策措施的现实背景,基于结构学派视角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了目前政府政策是否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并进一步分解政策“工具包”,考察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及效率;另一方面考虑绿色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保障,而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发展,基于利波维尔场学派视角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了绿色经济发展与绿色金融发展的耦合互动机制。第四章基于需求端视角下的绿色金融概念与内涵特征,探讨了绿色金融影响工业转型的微观作用机制。首先,本文认为绿色金融本质是基于环境信息的信贷配给,即依据环境信息分辨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有的放矢地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入于绿色企业中,从而提高绿色企业投资水平,降低污染企业投资水平。对此,本文尝试基于需求侧的存量视角,以金融资源存量在不同产业的配置变化,是否具有绿色倾向及倾向程度,度量绿色金融配置的过程效率,并以此作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其次,绿色企业(绿色投资与绿色技术进步的主要承担主体)与污染企业(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肇事者”),是工业转型的微观主体,也是绿色金融作用于工业转型的主要抓手。本文认为探索绿色金融作用于工业转型微观渠道机制,即考察绿色金融如何作用于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投资行为。鉴于此,本章以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的投资水平变化作为绿色金融发展影响工业转型的微观体现,理论分析并实证比较了绿色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发展对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差异,并分别以期限错配问题缓解与融资约束问题加剧为中间路径,探讨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投资的渠道机制。第五章考量绿色金融对工业转型的支持效率,即绿色金融的绩效评价。工业是作为目前污染排放的第一大排放源,是污染事件的主要“肇事者”,当前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生产低端锁定等问题。《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与《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6—2020年)》将工业转型目标定义为提升工业技术进步率、节约能源与减少污染排放。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中国工业转型,应在提升工业发展质量的同时,更节约和更有效利用资源,更重视环境价值,大幅减少污染排放。已有研究虽然普遍认同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产业转型的一般有效性,但对绿色金融作用于产业转型的具体机制路径及其有效性仍存争议。绿色金融能否解决工业转型面临的种种障碍,促进实体经济绿色发展仍缺乏经验验证。对此,本章一方面从总体上实证评估绿色金融发展对工业转型的作用绩效,另一方面将工业转型分解为工业技术进步与节能减排两个维度,分别考察绿色金融发展驱动工业转型的绩效水平。第六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研究启示与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绿色金融的生成机制。首先,中国绿色金融仍处于低效率配置水平,未对污染企业形成显著的融资约束;其次,基于政府维度的考察发现,总体来看“绿色”政策提高了绿色金融配置效率,进一步对政策解构发现,“绿色”财政政策对绿色金融配置效率不具有显著影响,而“绿色”监管政策的缺失抑制了金融发展对绿色金融配置效率的正向作用;最后,基于市场维度的考察发现,绿色经济发展提高了绿色金融配置效率,而当前经济增长难以通过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实现收入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2)关于绿色金融的作用机制。对于绿色金融发展如何作用于绿色企业投资,首先,绿色项目的长期回报性使其依赖于长期资金的支持,而期限错配问题制约了绿色企业投资;其次,通过长期债务规模增加能缓解绿色企业投资的期限错配问题,对绿色企业投资产生了投资释放效应;再次,当前以金融中介主导的传统金融发展,难以解决甚至可能加剧绿色企业投资的期限错配问题,降低绿色企业投资水平;最后,绿色金融发展一方面能通过声誉激励与盈利激励缓解绿色企业投资的激励不足问题,直接促进绿色企业投资,另一方面能通过将适合于绿色投资的长期资金导向绿色企业,改善绿色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进而提升绿色企业投资水平。而对于绿色金融发展如何作用于污染企业投资行为,首先,融资约束制约了污染企业投资;其次,绿色金融发展能通过加剧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抑制其投资;最后,绿色金融发展能通过加剧民营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抑制其投资水平,而对国有污染企业,上述机制并不成立。(3)关于绿色金融的效应机制。总体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工业转型;分维度来看,绿色金融发展既能提升工业深加工水平,又能促进工业降能耗减污染,在各维度均能促进工业转型。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基于绿色资金短缺和错配的典型事实,本文提出绿色融资配置效率问题,并尝试构建模型与指标,评估绿色金融配置过程与结果的有效性。现有文献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集中采用资金供给端的定量数据衡量一国或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激励扭曲等制度因素和统计口径等技术因素,立足于供给端的定量指标难以准确测度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本文认为绿色金融发展本质上是基于环境约束的信贷配给,即依据环境信息分辨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从而有的放矢地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入于绿色企业中。目前绿色金融增量数据存在内容混杂、流向模糊等问题,且相对于金融资源存量,占比仍较少。因此,本文基于需求侧的存量视角,尝试以金融资源存量在不同产业的配置变化,是否具有绿色倾向及倾向程度,度量绿色金融发展,兼具创新性与准确性。其次,目前学术界对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规范性层面,相关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尚未充分结合中国转型经济阶段呈现的不完全市场特征。因此,本文尝试以“绿色金融的生成机制——作用机制——效应机制”为研究脉络,较为系统的揭示中国工业转型过程中的绿色金融支持机制,为创新政府资源配置方式、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促进绿色发展与工业转型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补充与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