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近代化时期,亦是日本接受西方化,树立日本主义,以武力侵略亚洲、与西方争霸的一个时期。如何解读这一时期,一直是中国学界尤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本论尝试以“philosophy”这一概念为对象,探索日本知识分子是如何接受这一概念的过程。依照本论的研究,日本学者一直力图通过历史考证、实证解析、思想独创的方法来探索西方“philosophy”的本质、框架、系统、特质。在这一过程之中,日本经历了思想的启蒙化、知识的制度化、思维结构的日本化等一系列变奏,且构建起了与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彼此交流、相互影响的一个“对话”或者“对抗”的模式,形成了日本接触西方“哲学”、构建近代哲学制度、创立日本哲学的独特轨迹。在此,日本接受“哲学”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纳为:思想启蒙是前提、制度化是标志、日本化是内在基准。这一模式不仅是逻辑性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一个基本模式。本文的绪论即第一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围绕选题缘起而展开;第二部分将综合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此展开评论式的阐述;第三部分将就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和研究意义展开阐述。第二章首先概述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演义;而后论述了“philosophy”这个概念如何通过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最后聚焦日本近世,即江户时代输入洋学的历史,强调这一文化输入不仅丰富了日本的学问,还促进了近代思想的萌发。尤其是到了幕府末期,日本被迫开国,西方学问得以全面地进入日本。就在这一时期,“philosophy”被日本的洋学家导入到了日本,从而开启了日本知识分子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学问的滥觞,亦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学问打下了思想性的基础。第三章以“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为标题,通过考察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西周,如何选择性接受欧洲实证主义哲学,翻译和创立“哲学”这一概念,并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提出“百学连环”与“知说”,从而将东、西方的学问置于“百学连环”的平台之上,由此来构建近代日本、乃至东亚知识体系的过程,提示西周以“哲学”为方法和根据,体系化地诠释近代知识体系,并试图借助它来建构起来近代日本的学科体系的思想。第四章以“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为标题,阐述和探讨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国策方针之后,作为日本学院派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井上哲次郎站在东学和西学融合的视角,如何将日本的儒学、西方哲学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打成一团,并试图超越西方哲学的思想演变过程,并批判性地指出井上哲次郎对待“哲学”的态度和核心本质,即适应“国家需要”的国家主义哲学。第五章以“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为标题,采取了实证比较的研究方法,以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为中心,将之分别与马赫的“现象要素”、威廉·詹姆斯的“pure experience”、柏格森的“绵延”相比较,提示了西田几多郎走过的自“纯粹经验”到“自觉”,再到“场所”的哲学历程,考察了作为“独创哲学”的西田哲学的特质究竟何在的问题,并尝试指出西田几多郎接受和转化西方哲学之际,走出了一条“接受、选择、对抗、创新”的轨迹。第六章作为结语,以“近代日本接受’哲学’轨迹的总结”为内容,站在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的立场,针对日本接受哲学的各个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与分析,指出日本接受和转化“哲学”的模式与标志。并且,对于日本近代接受和转换“哲学”的模式进一步加以提炼,归纳其特点和意义。与此同时,本研究亦指出,这样的特点与意义不过是一个观念而已,现代性研究的根本核心在于通过借鉴他国经验,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由此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性格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