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后，大量前往拉丁美洲佣工的契约华工便成为近代中国人出洋的主力。到1874年“苦力贸易”结束时，输入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约有50万，其中仅古巴和秘鲁两国就占了一半以上，且两国均以虐待华工著称，可以说，有关古巴、秘鲁华工问题交涉在整个苦力贸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因此，本文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相关资料和档案为基础，试图通过对古巴、秘鲁华工案的深入剖析，在重现两案历史全貌的同时，探求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后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从《北京条约》到《中西和好贸易条约》的签订，从陈兰彬、容闳使团的派出到保护古巴、秘鲁华工条款的订立，以及向古、秘遣使设领等，清政府海外华人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允许华民出洋到保护华民、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与此同时，在处理由华工问题引致的外交纠纷时，清政府开始采纳近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步入外交近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