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必须转变对外战略，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实现了两国关系的缓和。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考证和研究，力求从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视角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缓和，同时，通过对中美关系缓和的理论分析，洞悉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内在机制。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制定和选择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脉络及其基本走向；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和探究后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发展中美关系，避免两国间不必要的和非预期的对抗与冲突；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总体而言，有关1969—1974年中美关系缓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散见于论述中国外交、中国国际战略和中美关系等的一些专题性研究和专著中，而且多以陈述性介绍为主，缺乏必要而深刻的理论分析，表现出理论研究滞后，视野狭窄，层次性不强和非系统化等特点。近些年，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开创性学术研究与探索工作，同时，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力度不断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一些相关研究的空白。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由于具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条件，学术研究成果更为可观，但是其研究往往受制于对华政策的变化，而且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不乏冷战思维和个人偏见，这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历史研究法，根据现有文献资料，以时间为顺序，以事件为线索，以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为主轴，在对中国对外战略转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缓和的影响进行深层次历史与事件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旨在阐述以下观点：（1）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缓和是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必然结果。（2）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为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提供了契机。（3）“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它孕育着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萌芽。 本文主要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简要回顾和介绍了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说明了文章的基本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正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章指出，随着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国际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极化趋势明显增强。出于维护各自国家的战略利益，美苏两国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中国，致使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维护国家安全成为中国最大、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第二部分在分析了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客观依据和中国对外战略所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对美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重新定位问题。文章认为，出于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担心，中国需要转变对外战略，而这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契机。在对“两面开弓”战略的弊端进行反思以及纠正极“左”思潮和重建外交决策机制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对美战略问题。其中，陈毅等四人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意见和建议，对毛泽东转变和制定对美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73年2月，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战略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新定位。 第三部分论述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产生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问题。文章认为，197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同意美方提出的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标志着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进程正式拉开了序幕。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及《上海公报》的发表则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寻求国家对外战略利益最大化成为中国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的根本准则，在理念上，“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实现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换；在实践上，它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外交”，开始实行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国家外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孕育着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萌芽。 第四部分着重就1969—1974年中国对外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缓和进行评价及思考，阐述中国对外战略的利弊得失，剖析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与现实启示。 结束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中国要根据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准则，适时充实、调整和完善对外战略。同时，要以史为鉴，求同存异，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