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艺术以一种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着,似乎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变成艺术品。以杜尚的《泉》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为代表。1960年以来产生了众多的艺术创作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时代里挪用或再造都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修辞手法。方中通言:聚古今之议论,以生我之议论;聚天下之聪明,以生我之聪明。《诗经》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拿来的现象在艺术史上屡见不鲜,直接将《蒙娜丽莎》的图像拿来改造的杜尚,培根对委拉斯贵支的《教宗英洛森十世肖像》的重新再创造,吸取中国书法和禅宗元素的马瑟韦尔等等。那么影响再造因素有什么呢,其中身份的组成影响尤其之大,身份具有多样性,驳杂性,流动性,身份又可以被建构,由于身份的复杂组成决定艺术家对挪用对象的选择,也可以决定着再造的方向。比如,安迪·沃霍尔对于大众传媒图像的挪用;杜尚对于现成物“图像”的直接挪用,还有充满趣味的的《L.H.O.O.Q》;杰夫·昆斯对他敏感的商业符号的挪用转换等等。在对于再造的解释上拼贴又或许是一种强有力的答案,比如立体主义的创始者毕加索。挪用和再造结合在一起在当下的语境里若缺失了批判性与文化自觉性,就成了抄袭,山寨或者剽窃。全球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带了现代性,也带了在世界文化之林耀眼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