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街区往往是“文化高地”与“经济洼地”的混合体，其发展常伴随着多重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在保护与开发的胶着与对抗中，许多历史街区要么在滚滚经济大潮中脱胎换骨，要么在残垣陋巷中苟延残喘，不管是哪种做法都悖逆了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初衷，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社区居民的感情和利益。实际上，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其中它可以通过有机更新、发展旅游等途径获得新的活力和实现价值的再造与演进。然而在社区旅游发展实践中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旅游产业水平的提升上，而忽略了历史街区中最自在的、最本质的社区发展问题，其结果是容易导致社区参与旅游不足，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并最终将社区旅游引向不持续。据前人的研究，社区参与旅游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本质的原因是居民权力的缺失与不足。鉴于此，为了切实推动历史街区中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促进历史街区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并进而实现社区与旅游的一体化发展，就必须摆正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旅游增权。　　 本研究立足于山东省三个历史街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社区旅游增权的基础理论、增权现状、影响机理、增权模式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内容与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社区旅游增权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析。首先指出旅游增权理论是继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表象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之后的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又一重要分析视角;在此基础上对旅游增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价值基础、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识别和分析;然后重点分析了社区参与旅游的增权取向与历史街区中社区旅游增权的特性。　　 (2)实证分析板块。主要包括两部分: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在质的分析部分，笔者主要对济南两社区（依托于济南芙蓉街历史街区）、青岛济南路社区（依托于青岛中山路历史街区）、周村长安社区（依托于周村历史街区）各自的旅游增权现状及其共性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以往研究和访谈结果，从宏观环境、基层组织、社区、个体和冲突五个角度分析了影响案例社区旅游增权的前置因素。在量的分析部分，主要分析了社区旅游增权的影响机理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四维增权的关键前置影响因素是不同的，经济、心理、政治和社会增权的关键影响变量分别为社区制度、个体性格、个体资源和人口流动;前置变量对四维增权的影响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人口流动对社会增权的影响最大，公共政策、社区权力、个体资源、资源和利益冲突对政治增权的影响最大，市场经济、社区制度对经济增权的影响最大，个体性格、价值观和知识冲突对心理增权的影响最大;四维增权对社区旅游支持度、社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其中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对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更大，社会增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3)在对以往研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结合案例分析和增权机理分析的结果构建了基于增权目标、增权受体、增权路径、增权向度、增权内容的五位一体的社区旅游增权模式。这一旅游增权模式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这一旅游增权模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其不仅仅考虑了增权受体的主体性问题和增权内容的全面性问题，而且还剖析了增权的时间序列性、增权的非单向性等问题，即回答了向谁增、增什么、怎么增系列问题。其次，这一旅游增权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一方面体现在模式的架构是基于系统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模式的关键理论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三，这一旅游增权模式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此模式的构建是基于本土化的案例分析和规范的增权机理分析，因此其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4)为了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为社区旅游增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笔者还结合前人的研究和回归分析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推动社区旅游增权发展的建议:适度留住社区居民，加快治理平台建设，推动社区制度建设，搞好社区组织建设，加大社区教育投入，建立健全沟通与合作机制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社区旅游增权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归纳:首先，社区旅游增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不仅仅需要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旅游企业、社会组织、旅游者等的多方参与与互动，而且还表现出较强的阶段演进性，即在不同的增权阶段，增权目标、增权内容、增权强度等都是不同的。第二，社区旅游增权是一个内生驱动与外在推动相结合的过程，即社区旅游增权不仅仅需要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来激活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潜在力量（社区他增权），而且还需要社区居民自身不断发挥主动性并与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反复博弈（社区自增权），其中，后者是社区旅游增权的关键和核心，是社区旅游增权的高级发展阶段，其与社区自治是相对应的。第三，社区旅游增权受多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对象和影响机理各不相同，但同时又彼此交融，即社区旅游增权是多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了改变必将对社区旅游增权的整体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社区旅游增权的受体具有多层次性，不能笼统地界定为“社区”，为此在增权实践中首先要对历史街区社区中的居民进行摸底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社区群体的特点进行增权设计和安排，即要做到因群制宜，因群增权。第五，鉴于历史街区所具有的聚落、遗产和资源三重属性，其社区旅游增权的目标呈现出多元性，具体包括社区的发展、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旅游的发展;同时由于聚落属性具有本质的决定意义，因此将聚落（社区）的和谐发展和居民的自主视为社区旅游增权的核心目标。　　 综上，本研究基于增权视角的探讨一方面增强了社区参与旅游理论的解释力，丰富了人们对社区参与旅游中权力制衡和政治博弈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为历史街区中的社区与旅游一体化和品牌化发展提供了依据和路径。本研究将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对象扩展至城市历史街区，并在规范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定量分析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区旅游增权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同时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