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了保障继续向南推进之军需、维持新生政权,待政权稍一稳固,中共新政权即着手在上海郊区农村征粮。上海的农业生产较少,农村经济相当复杂,粮食消费却很大。因此,用尽一切办法弄粮食,成为当时新政权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上海的解放是依靠外地人的军队通过武力征服得来的,上海农村社会普遍缺乏革命的洗礼,因此,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缺乏牢固的群众和组织基础,在此地的征粮遇到的抵抗自然也很大。尤其是在1949-1953年这一时段的征粮,是直接与上海数百万人口的粮食需求严重短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带极强的任务性,下乡的征粮队都规定有硬性指标,不达目的不止。这更易造成对立的情绪和情况。由于上海郊区土地占有情况特殊,“田底权”和“田面权”分立,而新政权对此情况不熟悉,使得上海郊区农村各阶级成分的划分很不相称,提升成分者居多。而不断的灾荒,使得粮食产量一再减少,再加上征粮干部少,征粮任务重且急,干部对政策不明确,征粮方式又强硬粗暴,畸轻畸重的现象很严重。种种因素叠加,使得各阶级的负担率均超过了应有的水平。于是上海郊区农村社会各主要当事人也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地主——负担重,即便拿出全部收入仍不足以交纳公粮,胆颤心惊；农民——负担也不轻,公粮的征收大大超过往年的额度,心怀不满。但征粮工作队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又不得不强征、硬征。强迫命令,乱搞一气的做法在上海郊区农村滋长。于是双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乱捕、乱杀的混乱现象。一度造成了新政权与上海郊区农民关系的紧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民基层政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