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作为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官学相互补充，其发展至东汉逐渐呈现鼎盛之势，对东汉氏族文化乃至东汉社会的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东汉《尚书》家学作为东汉经学家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与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又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因此研究东汉《尚书》家学对于反映东汉《尚书》学的整体面貌，完善《尚书》学史都能够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以往对于东汉《尚书》家学的研究都是间接的，未有针对性论著出现，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探索的空间和可能。本文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正史《后汉书》所记载之文献为主体依据，并辅以《东观汉记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籍，逐条梳理相关材料，找出了传有东汉《尚书》家学的家族14个，并围绕这14个家族展开了探讨。通过归纳传学家族的时间分布，发现东汉《尚书》家学有着悠久的传学历史，学术传承的持续性较强，这与东汉帝王世代研习《尚书》的传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此外，《尚书》家学的繁盛期集中在光武帝朝至安帝朝，此阶段东汉政治较为清明，社会格局相对安定，这是家学得以蓬勃发展的绝佳契机。至于地缘方面，传学家族主要聚集在经济基础较为优越的中原地区和齐鲁地区，吴越地区亦有散布，巴蜀地区则未见分布，这种地理分布情况，除受经济因素制约外，还与各传学家族间的交往密切相关。在系统地考查传学家族的治学、治政文献后发现：这些家族广泛秉持着兼容并包的治学特性，在治学方面不再苛求家族学术的统一与纯正，而是广泛的兼容别学和外学，积极提升内学，其传学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家族中男子，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亦能广受教化恩泽，她们中甚至出现了对家学及东汉经学均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就治政理念而言，以《书》治政成为了家学与政治结合的首选方式，14个家族中又以弘农杨氏之用《书》传统最为典型，在传《尚书》家学者的用《书》文献中，《尧典》《舜典》《皋陶谟》《洪范》《吕刑》5篇应用频率最高，这与此5篇所传达的治政理念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亦与用《书》者着眼于君主专治、帝王修养、官吏任命、亲贤远佞等政治议题有关。东汉经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经学的谶纬化趋势，因此研究特别关注了传《尚书》家学者对待谶纬的态度，研究表明传《尚书》家学者更倾向于在广义的范畴上应用谶纬，利用东汉统治者相信谶纬的特点，借谶纬之名表达政见、匡正君主，为其政论服务，其真正目的并非治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