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实行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是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为主，辅之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这是受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从数量型工具规则过渡到价格型工具规则，有效降低了宏观经济波动和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点，容易造成货币政策实践的不一致性，进而引起经济的波动和向公众传达错误的政策信号，现行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有效性面临诸多的挑战。在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形下，如何在不确定情况下设计一个能够有效减少各种外部冲击又能够保持较高声誉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是一个紧迫且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梳理了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历史演变，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总结了货币政策调控所取得的经验和历史教训，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实践，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必要性。其次，针对现有文献关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量化研究大多采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传统计量手段和基于封闭经济模型的问题，结合开放经济对我国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资本品生产者、企业家、金融中介机构、以及货币当局等六类经济主体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由于其具有显性的建模过程、扎实的理论基础等优良特性，使其能够避免卢卡斯批判。第三，针对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和信贷市场上信用摩擦的存在，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的带有金融加速器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我国确实存在价格粘性、工资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等特征，表明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贷市场摩擦的改进的DSGE模型能够更好地模拟实际情况。最后，针对所构建的模型采用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估计，使得模型具有理论上的严谨性和和一致性，进而从货币政策调整、汇率波动冲击以及基于福利损失分析这三个方向对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调控绩效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价格型工具规则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更大的作用，经济将会承担更小的通货膨胀，从而实现较低通货膨胀和经济的稳定增长，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宏观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建议货币当局推动利率的市场化和汇率改革，构建价格型规则的调控体系，更加积极地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