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历程,重点研究分析了以下两个问题：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本文选择中国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有以下主要原因：首先,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着惊人的经济增速快速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取得了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以高物资资本投入为特点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地区发展差异。本研究试图探究快速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如何导致财富的集中和飞速的经济增长,从而为其他采取了类似发展策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其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广泛的地区差异,因此可以为众多增长理论提供丰富的检验基础。再次,实证研究的可行性和可信性往往与数据的质量有关,目前的研究趋势是从早期的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向面板数据转变。采用来自同一大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来研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几年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势。由于数据来自中国这一大经济体,便于更好的控制测量误差和数据异质性,以及加强可比性,本文采用较长时间跨度的中国省一级面板数据能够更好地揭示实际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规律。本研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增长问题已经在学术和政策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例如,在飞速的经济增长中收获的收入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如何分配的?收入不同的各阶层是否公平地受惠于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人力资本是否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应该怎样从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制转向知识驱动型经济体制?本研究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一些合理的阐述和分析,并重点探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前言。本章交代了研究的背景,目的,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并对研究的结论以及研究的意义做了系统的总结。第二章,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命题,但是迄今为止两者之间关系如何还未能达成一致结论。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乃至不存在显著关联等等观点及理论或实证研究都存在于现有文献。鉴于各类不同的估计方法被运用到研究当中,数据的质量和样本的选择,不同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被认为可能是导致实证结论截然不同的原因。此外,目前的实证研究多受限于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尽管面板数据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分析实证研究依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于短面板数据,并且绝大多数的研究通常只考虑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瞬时关系而忽视了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基于中国省一级面板数据,本章采用了动态模型来分析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分别使用三种不同的动态面板误差修正估计量对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ive Lag Model (ARDL)模型进行估计分析:Pesaran和Smith(1995)提出的均组估计(the mean group (MG)); Pesaran, Shin和Smith(1999)提出的混合均组估训(the pooled mean group (PMG));以及动态固定效应估计(the dynamic fixed effects(DFE))其中,混合均组估计提供了高度稳健的估计结果。研究发现在中国,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为正相关关系。物质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明确的。更进一步,私营部门的物资资本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公共部门的物资资本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则相对微弱。此外,将本文的研究结果与Frank(2009)的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与主流的经典发展理论相符,中国各省正在以快于美国各州的修正调整速度逼近均衡稳态。因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程度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远离均衡状态,故而将沿着比美国更快的增长路径进行收敛。当使用不同的收入差异度量进行估计时,这些研究发现依旧具有高度的稳健性。第三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要素积累渠道。这一章的研究重点为基于Gal or和Moav(2004)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的框架,探究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轨迹的渠道。本研究有别于现有的关于类似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本研究明确地关注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于理解和解释形成这些影响的经济渠道。混合最小二乘估计(Pooled OLS estimator),固定效应估计(Fixed Effects estimator),随机效应估计(Random Effects estimator),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Two 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estimator)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estimator)分别被应用于分析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古典经济增长理论(the Classical approach)和信贷市场不完美理论(the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 approach)是研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两大主流观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the Classical approach)认为收入不平等能够导致储蓄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信贷市场不完美理论(the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 approach)认为收入不平等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而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故而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将两者进行了协调统一。根据统一增长理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并取决于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者的边际投资回报率,具体变现为物资资本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两者中的何种渠道在经济发展历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若物质资本渠道占主导,则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正相关关系；若人力资本渠道占主导,则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负相关关系。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估计,随机效应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估计结果均一致支持统一增长理论的观点,即为收入不平等通过物资资本积累的渠道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而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鉴于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时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是正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于物资资本投资的拉动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直接影响目前来说是相对微弱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揭示物资资本投资会引起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而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当一些常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变量被引入到在模型中并加以控制时,或者去掉样本异常数据时,以上结果均具有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人口分布中公平地重新分配经济增长成果的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影响：第一种可能性为,收入重新分配会使得更多的人口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上升。第二种可能性为,收入重新分配会阻碍物资资本积累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换言之,重新分配政策很可能会导致以牺牲效率和高速经济增长率为代价来促进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积累。第四章,人力资本的增长渠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探究。根据内生经济理论,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渠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在随着中国持续不断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尽管已经有许多实证研究涉及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就人力资本的正向推动作用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Lucas(1988)模型和Nelson-Phelps(1966)模型是迄今为止较为主流的两种不同观点。Lucas(1988)将经典索洛(Solow,1956)模型进行拓展,把人力资本作为投入因素引进到生产过程中,建立内生性增长模型。Lucas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推动,各不同经济体迥异的经济增长率根本上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积累。然而作为对人力资本作用机制的另外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解释,Nelson-Phelps模型认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革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即更好的人力资本能增加一个国家／经济体创新和采用现有先进技术的能力。各个国家／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不同。本章试图通过区分基础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进而融合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得到两种渠道均显著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的证据,对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及教育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增长渠道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更为深入和清晰的区分及探索。尽管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在理论上达成了某种一致,现有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研究结果,但多局限于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和横截面数据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测上有着显著差异,人力资本的增长渠道没有得到一致肯定。教育政策怎样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是否应该强调或偏重于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于中国而言,精英教育更优还是大众教育更优?教育政策应该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带着以上问题,本研究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模型,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模型,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以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s)模型分别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作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方程中的一个投入要素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人力资本较好地符合Nelson-Phelps模型的假设预测：人力资本通过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来推动经济发展,人力资本以水平值形式而非增长率形式来决定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此外,本研究使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来度量基础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从而在排除测量影响的情况下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在本研究建立的Lucas假设和Nelson-Phelps假设同时有效的新模型下,基础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有一定的可比性和相似性,其会作为投入要素直接地增加生产产出,而高级人力资本倾向于提高新技术的采纳应用,提升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其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进程来影响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基础人力资本更符合Luc as假设而高级人力资本更符合Nelson-Phelps假设。如果人力资本换用其他的度量(如使用在校生占15至64岁人口比例而非拥有某种文凭的劳动力占15至64岁人口比例),相关估计结果保持良好的稳健性。另外,本文还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研究了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经济仍然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以高物资资本投资率为显著特征(Zhu,2012；Kan和Wang,2013)且市场化进程还不完全,但本研究找到了关于技能-资本互补性假设的相关证据。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技能-资本互补性这一渠道来提升经济增长过程,换言之,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物资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核算的框架下,本研究发现物资资本是生产方程中最为重要的投入要素。最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再次在第四章得到验证。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多种渠道促进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制定鼓励人力资本积累的方针政策。由于基础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同时通过不同渠道推动经济增长,故而过分偏重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并非中国政府的明智选择。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政府需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相关教育政策。由于中国在现阶段仍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重视基础教育是合理而正确的选择,但是中国必须越来越重视对高等教育的规划发展,因为只有高级人力资本才能激发创新性,推动技术扩散,提高中国经济的独立创新性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进程。总的来说,本文主要应用了面板数据技术来分析探究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渠道并得到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首先,估计结果证实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关系中保持正相关,并且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物资资本积累,尤其是来自私营部门的物资资本投资。其次,与统一增长理论(Galor和Moav,2004)的主张相符,中国正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物资资本积累会同时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和经济增长速率的提高。虽然收入不平等既通过物资资本积累的正向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又通过人力资本的负向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总效应为正。再次,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基础人力资本直接地作为生产投入要素来影响增长过程而高级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程来影响经济增长过程,另外,人力资本还能通过吸引物资资本积累进而间接地提高经济增长。本研究围绕“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大主题,着重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物资资本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以及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渠道。以协调融合了古典增长理论和信贷市场不完美理论的统一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更新更全面的省级面板数据并运用多种面板数据技术对中国的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多角度的思考和探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背后所隐藏的经济规律和经验教训,从而达到利用现实实践佐证理论主张,探寻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为未来经济发展法相提供一定参考意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