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作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组织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有效激发职场创新行为已成为学者与企业管理者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员工步入职场,传统的命令式领导已无法满足其对人性化关怀的需求,领导者需要转变为更柔性的领导方式以应对新时代企业创新发展的挑战。已有研究表明,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服务型领导对于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严峻,企业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创新驱动问题亟待解决。而既往关于员工创新的研究还不足以解决如何促进组织整体创新发展的问题,还需要从领导者和员工双向整合的视角,深入研究服务型领导对于职场创新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聚焦于服务型领导风格如何影响职场创新行为开展研究。本文运用资源保存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扩展-建构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服务型领导影响职场创新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元分析明确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实证分析,分别检验了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践行服务型领导风格对领导者自身创新行为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服务型领导能够显著增加职场创新行为。一方面,服务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服务型领导将员工利益置于首位,积极主动服务员工的做法能够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同时,服务型领导能够为员工提供工作指导,在帮助员工克服工作困难的同时,培养员工习得更多的工作技能。在环境与技能的双重保障下,员工的创新行为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成就感与情绪耗竭在服务型领导与领导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尽管如此,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成就感的中介作用强于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即,服务型领导在服务下属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资源多于所耗费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能够助力领导者做出更多的创新行为。（2）下属支持感知在服务型领导与领导创新行为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首先,下属支持感知分别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成就感、情绪耗竭之间的直接关系。下属支持感知越强,服务型领导在服务员工的过程所获得的成就感越强;同时,服务型领导因服务员工而造成的情绪耗竭程度越低。其次,下属支持感知分别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领导者创新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下属支持感知越强,成就感在服务型领导与领导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情绪耗竭在服务型领导与领导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员工年龄和性别对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员工年龄在上述关系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员工的年龄越大,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弱。这与年长员工更倾向于依靠工作经验,而非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新的解决方案有关。该结果表明,由于职场“天花板”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员工投入到创新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会越来越少。此外,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因员工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员工敢于表达自己的创新性想法,寻求领导和同事对其创新想法的支持,进而导致其创新行为的增加。相较于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从行为者视角出发,揭示了服务型领导影响自身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目前关于服务型领导与职场创新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员工创新行为的变化,忽略了对领导自身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相反的两条作用路径,揭示了服务型领导对领导者自身创新行为的影响。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学者对服务型领导完整法理网络的理解,从而丰富了服务型领导的理论研究体系,拓展了职场创新行为的研究范畴。（2）从员工视角出发,明晰了服务型领导影响领导者自身创新行为的边界条件。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下属支持感知,以探索服务型领导在感知到不同水平的下属支持时的资源变化以及后续创新行为的差异。通过探讨下属支持感知的调节作用,本文不仅厘清了服务型领导在服务下属过程中影响自身创新行为的情境因素,也为后期探索践行服务型领导风格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的作用边界研究提供了新方向。（3）运用元分析方法,明确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尽管当前关于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关于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对大量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的研究结论,并且验证了该关系的边界条件。该研究结论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关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的科学判断,也合理地解释了以往实证研究中得出二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不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结论的潜在原因。（4）结合服务型领导情景,拓展了扩展-建构理论的应用范围。当前用于探索服务型领导与职场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多为社会认同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忽略了领导者情感变化的作用。本文从情感变化的角度出发,将扩展-建构理论应用于探讨服务型领导与领导自身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该做法不仅扩展了上述理论的应用范围,验证了其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也有助于学界深入理解践行服务型领导风格与领导自身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