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后革命语境中当代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存在的理论和客观基础是私有制。社会矛盾不断运动,最终将实现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只有到这时,作为社会矛盾运动载体的阶级就会自行消亡。这无疑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据此推断,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所得以生长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未消失的今天,宣扬“阶级死亡”和工人群体“以理维权”行动是非阶级行动的判定,显然不合时宜。正统的阶级理论及其继承者,从理论到实践为阶级行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克思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阶级模式等理论无疑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但奥尔森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断定,传统的集团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显然存在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解决阶级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的问题,是故马克思所预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均未成为事实。然而,在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指导,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列宁采用具有“强制"意味的“革命家组织”和毛泽东运用的“集体行动辩证法”,成功地解决了阶级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并最终在各自的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有力地回应了奥尔森的诘难。但是,随着世界主题转换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股意欲模糊阶级界限的潮流悄然升起。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面临“自在阶级”被锁定、阶级意识“崩塌”、阶级话语丧失和阶级主体被边缘化等方面的困境。目前西方社会新工人阶级运动此起彼伏和工潮兴起,无疑表明,理论上的模糊化并不能消解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冲突。研究表明,国内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与改革“高原期”相关联。改革步入高原期之后,我国的利益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怨恨积聚和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增强,为触发种种自在阶段上的物质性的阶级阶层冲突积聚了能量。比照革命语境中的阶级斗争,现今的工人集体行动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对体制内维权的成本考量,理性的工人群体更倾向于运用一些非正式的策略维权。典型的策略有两种,即合法化策略和压力型策略。行动的合法化,是保证工人利益的第一原则,也是获取国家和政府支持的底线。因此,集体行动中,工人往往遵循“踩线"但不“越线”的“安全第一”原则,充分运用“弱者之用"、“借势博弈”等手法,上演“非暴力抗争”、“软暴力进攻”等“有礼无节”的集体行动“剧目"。其实,工人们心理十分清楚,压力性策略是体制外最有效的办法,在行动中工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将“小事闹大”,制造社会压力、政治压力或舆论压力来迫使强势群体让步。为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两种语境中工人集体行动之间的发生机理和转换逻辑,本研究接着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逻辑,建构了一个集体行动“组织—精英”控制图式。该图式以马克思的阶级形成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为蓝本,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批判性地借鉴了西方资源动员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结构变迁理论和管理学的组织控制原理。该图式表明,一个成功的阶级行动或社会运动离不开“利益变迁”、“组织精英”、“话语体系”“阶级动员”、“行动控制”这五个决定性因素与环节,而组织和精英则是任何“自为阶段”的社会运动和阶级行动的“发动机”和“方向盘”。在此解释框架下,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工潮,蕴含着工人“求安稳”、“求平等”和“求生存”三种叙事逻辑,主要是一种自在阶段上物质性的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