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产业结构演进，服务业日渐朝着“全球化”及“碎片化”的趋势发展，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中国“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要实行“优进优出”的重要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产品出口技术水平，重视外贸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提升我国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实现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还要提高我国服务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这也成为国内外学者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本文第一部分阐明了其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文献进行简单评述；第三部分基于Hausmann等(2007)的成本发现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影响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第四部分借鉴Koopman等(2010)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构建2000-2014年42个国家服务业的GVC参与度、GVC地位指数指标以及基于增加值分解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新指标，并且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各国政治制度质量与经济制度质量综合指数，最后对所有测算指数进行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采用两步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总结前文的结论，并为提高我国服务产品技术含量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地促进一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正向影响不太显著。第二，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地促进一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质量对于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应更显著，而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对于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应更显著。第三，良好的制度质量会进一步加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一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质量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力大于政治制度质量。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对于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力大于经济制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