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之前中国自由主义已经经历了两代的发展，他们的自由主义都是舶来的，是对近代西方主流思想的直接征引，但“翻版总是翻版”，自由主义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具有迥异于原产地的特点：最后动机不是为了维权而是为了救亡；主要载体不是市民庸众而是精英知识分子；推动力量不是出于理知而是出于道德热情；基本功能不是建设而是社会批判。由于水土不服，第一代自由主义者悲观退场；第二代虽得一鸣惊人，却也好景不长。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就出场于第二代溃不成军之际。 溃不成军的部分自由主义者在与国民党残余的合作中，将自由的种子带到国民党的最后据点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介入台湾海峡安全事务，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转危为安，开始重建“蒋家王朝”。获得“安全”保障的自由主义者也得以以本来立场再次出发，与当局抗争。由于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处境的尴尬性，殷海光等从国民党阵营中破门而出的狂飙人物成为这次再出发的主力。殷海光加盟《自由中国》是成为自由主义领航人的现实历史起点，而他之所以能成为领航人，则与他的特定“三原色”有关。家庭环境作用下形成的反叛性格和强烈意志，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传统文人的社会关怀热情，学校教育环境下形成的现代西方知性思维习惯，这三大因素过去曾将他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的三民主义者，又使他能突破三民主义框架，走入自由主义轨道，并义无返顾成为自由主义领航人。 殷海光是1952年前后完成思想转轨，成为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的。这是在特殊时空下，殷海光内在心路与外部思想资源结合的结果。从此正式以新的立场开始新的思想言路。殷海光启蒙的渠道有刊物和课堂，揭橥的旗帜是“五四精神”、“胡适思想”，启蒙的内容涉及五四的全部课题：“民主”、“科学”、打“孔家店”。殷海光的新启蒙，集五四之大成，又非五四之重复，以严复、胡适、殷海光分别作为前五四、五四和后五四思想人物的代表，进行比照，有益于把握殷海光的思想史特质和意义。 从价值理性角度观察，严复、胡适、殷海光之自由理论各见短长，没有明显的超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毋宁是“统”而不“传”的，其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从未在中国生根，每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努力都是中国现实时局逼迫下的产物。由于“急功近利”，一方面他们一次一次地重复引进，另一方面所引入者又都是西方强国当时最时兴的浅表思想，他们引进的不是“种子”而是“花朵”，总需要重新采摘；他们引进的思想，没有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合理关系。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直未有经典著作出现，思想缺乏本土资源的积累，这暴露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根本弱点之一。 从工具理性层面考察，严复、胡适、殷海光在自由现世化追求方面，走的是一条从过于拘泥的务实主义向过于浪漫的理想主义发展的道路。严复冷眼观世界，发现中国自由化的路还非常漫长，结果以自由之心险些走了反自由之路，为此他付出了负面的代价。胡适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秉持格调温和的实验主义，对中国的自由化，既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又有“忠诚的反对”的谨慎现实考虑，终生努力不息，而又终生妥协不止，他的代价是场面壮观，内心悲凉。殷海光从“革命党”队伍中出来，以“革命党”态度进入，自由主义浪漫而激烈，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他只顾“正义”、“公理”，不计现实违厄，愈挫愈勇，也愈勇愈挫，最后被黑暗吞噬。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整体上就带有激进化的特征，而中国自由主义内部的演变，也存在一个 f＼博士学注论文 M DOCTOIL＼L DISSChTATION“激进化”过程。造成激进化的原因，既有思想者个性方面和他们所处的前五四、五四、后五四时代方面的特性因素，又有知识分子思雏方式和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两方面的贯通性因素。 殷海光理想化的、狂飘的、革命党式的自由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思维特性，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缺乏本土思想资源和起码客观环境等因素相结合的反映。 殷海光后五四启蒙的积极效应是在后“革命”时代困厄中，以顽强的斗志将自由主义传统维系下来，并推进到最后阶段，表现了非凡的烈士精神和道德价值。消极效应则是印证了：道义之勇无以匹敌专制体制的力量和社会积习的氛围。钟情的自由理念难以应付现实的自由追求，乌托邦的纯理与此时此地的国情存在巨大的落差，难以具体安顿。殷海光本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备遭横逆和迫害的情景下，对此己有所察觉，井努力做了初步思索，试图突破这种困境。殷海光晚年努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钟情的”自由民主观，向“卑之无甚高论”的自由民主观转变；二是将空中楼阁的纯西方自由，向与中国传统对接方向转变。由于时不他予，他的——”。u、一—、—一—“—“”“—”“—一”““—”～“‘—”“”“””——“—“”‘“‘’“““l超越之想远未完成。但是，这种转变本身有其特别意义，象征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主义现代版的肇端。 殷海光之后，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依托的自由主义，分别从两个方向秉承和超越殷海光。是林硫生、韦政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