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税涉及社会公众、房地产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在税收法定与减税降费的双重背景下,立法落地与课税实施,问题之复杂、任务之艰难前所未有。环顾域外发达国家房地产税制,以税率限制、税基评定限制、征收限制、限制实施公开程序等为主要构成的美国特有的房地产税税收限制,凭借强力减税降负、有效控制政府支出、一定程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特殊优势,可助力攻克我国房地产税立法稽征与未来适用难题,颇有研究价值。尽管部分州区的房地产税税收限制存在“使得地方政府陷入财政不可持续困境、影响纳税人民主权利正常行使、限制条款设计与适用存在疏漏”等弊端,但这只是美国发达民主体制下过度政治博弈的结果。只要恪守税收法定的形式法治国原则、秉持量能课税的实质法治国原则,税收限制的正义之基必然更加坚实,干事之矛必然更加锋利。税收限制在中美两国房地产税改革面临相似财税问题的背景下,之于我国的最大价值,在于两点。其一,房地产税法出台之前,以稳步、可预期的减税优势,突破立法阻力、加速税制落地。其二,房地产税法出台之后,税收限制的提前引入,可以增进房地产税制在税收法定上的合法性以及在量能课税上的合理性,纠偏税法的不当执行,在房地产税成为地方重要直至主要税种的每一时期,始终不过分增加纳税人当期负担,并对政府滥支行为形成潜在抑制。房地产税越重要,税收限制功效越明显。一些可能的适用争议经不起细致推敲。鉴于过度政治博弈的情事在我国难以发生,故税收限制的科学建构应被着重强调。据此,在总结美国法上税收限制的制度经验与运行缺憾基础上,以量能课税、税收法定的法治国原则为理论向导,尝试一些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兼备的引介做法与配套措施,力促当前房地产税法加速落地,并为未来房地产税制的完善指明一种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