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作为国家治理顽疾,其危害不可小觑,经过十多年的反腐败斗争,针对腐败行为本身的高压式反腐和针对权力约束的制度性反腐见效明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各个环节互相照应衔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腐败治理理念和实践的优越性。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指导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既影响着反腐败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形成,又刻画了腐败这一集体行动困境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腐败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对腐败的影响及其机制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以委托-代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为依托,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重新界定社会资本和腐败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的测度社会资本和腐败的指标体系,研究选取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系统GMM（使用异方差自相关稳健标准误）和固定效应模型（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计量分析方法,对社会资本影响腐败及其机制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宏观分析重点探讨在经济社会层面社会资本五个维度对实际腐败程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微观分析重点探讨在个人层面社会资本五个维度对公众腐败感知程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如下:在宏观实证分析中,通过控制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开放等因素,信息获取渠道与实际腐败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性每提高1%,我国实际腐败程度将下降0.599%,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获取渠道影响实际腐败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群体规则认可度与实际腐败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对群体规则的认可度每提高1%,我国实际腐败程度将下降0.42%,市场活跃度对群体规则认可度影响实际腐败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群体活动参与度与实际腐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参与群体活动的频率每提高1%,我国实际腐败程度将上升0.849%,市场活跃度和政企关系对群体活动参与度影响实际腐败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普遍信任水平和互惠程度对实际腐败程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在微观实证分析中,通过控制性别、年龄、民族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群体规则认可度与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对群体规则的认可度每提高1%,公众感知到的腐败程度将下降0.121%,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性对群体规则认可度影响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群体活动参与度与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参与群体活动的频率每提高1%,公众感知到的腐败程度将下降0.203%,居住地流动性对群体活动参与度影响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普遍信任水平与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普遍信任水平每提高1%,公众感知到的腐败程度将上升0.56%,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性和女性角色变化对普遍信任水平影响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互惠程度与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互惠程度每提高1%,公众感知到的腐败程度将上升0.557%,女性角色变化和公民权利变化对互惠程度影响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信息获取渠道对公众腐败感知程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信息获取渠道、群体规则认可度、群体活动参与度、普遍信任水平和互惠程度为内涵的社会资本并不总起到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我国现有社会资本以向内收敛的粘合型社会资本为主,基于排他性和孤立性的粘合型社会资本在带来强烈的内部取向和特定互惠的同时,将增加群体成员抱团和互相偏袒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资本形式不仅不能打击腐败,甚至将加剧腐败程度;在采用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进行腐败治理时,必须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基础,以宏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外部性为依据,以建立向外扩张的桥梁型社会资本为目的,尽可能扩大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在治理腐败中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