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或中国哲学中的知识线索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然而古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成就,同时这些科学活动与古代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研究自然哲学这条线索非常迫切和重要。《吕氏春秋》是先秦向秦汉转变时期对先秦思想进行全面总结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其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典范意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吕氏春秋》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吕氏春秋》不仅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在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其自然哲学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文章将《吕氏春秋》的自然哲学放入“轴心期”的宏大视野之中,通过剖析其深刻的内涵,与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进行深入对比,揭示其在秦汉之际的重大历史意义及中国思维和哲学的本质特征。而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揭示先秦时期哲学观念的知识线索和展示中国思维与观念的“连续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弥补了中国哲学研究中自然哲学研究缺乏甚至缺失的不足。当然,将《吕氏春秋》的自然哲学放入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史中和“轴心期”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的比较,则是下一步需要加强的工作。战国末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呈现出统一的趋势。在学术上,百家争鸣也进入总结阶段,《吕氏春秋》应运而生。《吕氏春秋》由秦相吕不韦及其门下食客于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239年完成,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思想体系比较明确,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先秦时期哲学的主题是“究天人之际”,先秦诸子纷纷对这一时代问题作出了回应,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天道观,成为他们自然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没有纯粹的自然科学,但到了战国末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包括天文历谱、地理学、农学、医学等四个门类及乐律等方面的自然知识。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始终是和神秘的东西交错的,这也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吕氏春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科学和巫术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天人观和天道观又有交叉和重叠。为了便于叙述,文章将《吕氏春秋》的自然哲学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宇宙图式、天人观、天道观。宇宙图式是一种自然宇宙观,试图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连贯性的整体,运用传统的经验或知识以及哲学观念和概念,对世界总情景作出合理的解释,构建一个合理的世界秩序。《吕氏春秋》的宇宙图式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以传统的术数（包括天文学、占星术、历谱、巫术等）为依托,用“类”的观念来解释这一贯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虚构的联系,将生产生活和国家政治等一系列东西都放了进来。这样一个宇宙图式自然就是一个科学和巫术或知识与信仰交融的体系。《吕氏春秋》的天人观、天道观及其他的自然观念共同构成了其自然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形成了一系列自然哲学观念群。首先,在自然天人观方面,形成了拥有天地、天象、天灾、一般的物质及法则意义之“天”;以四时、天时、时机、阴阳五行之时等为主要内涵的“时”观念,“顺时”、“适时”、“宜时”、“因时”等观念进入自然天人观的视野;“宜”、“因”观念在《吕氏春秋》多运用在农耕活动和军事活动中;“和”观念则主要是建立在乐律知识的基础之上,同时,用“适”来解释“和”,用“和适”衡量音乐,则是其独特之处;大量自然性质的“天人”范畴已经基本呈现,主要有天人相参、天人相分、自然无为的思想。《吕氏春秋》的“三才”思想是其天人系统的重要部分,并由此提出了“法天地”的指导原则。“法天地”是处理“天”和“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对自然界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次,自然天道观方面,以对“天象”和“天数”知识的了解为基础,《吕氏春秋》借用道家“道”这一最高本体范畴,从“天道”到“道”,由知识而哲学,完成了形下到形上的提炼。《吕氏春秋》发展了先秦时期的“精气”说,认为“道”是精气中最为精微的,天地万物正是由于精气的上下运动所创生出来的。精气具有充满宇宙和运动不止的特点,并且能够因顺万物的特性。在对圜道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构建了自己的圜道观,并运用于为君之道和养生之道中。《吕氏春秋》的天道观正是建立在对当时知识的广泛摄取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同时吸收了先秦诸子的天道思想,成为先秦天道观的集中代表。复次,在宗教天人观方面,则体现出《吕氏春秋》在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时,既有寻找宗教神学上的依据,又有对自然和社会缺乏科学认识的意义,体现了知识和宗教的交融,理性与巫术的并存。最后,运用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和张光直的连续性理论来审视《吕氏春秋》的自然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吕氏春秋》在秦汉之际的重要典范意义及中国古代哲学的连续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理性的延伸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