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是当代爱尔兰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此前关于他的研究多集中在流亡与移民、女性地位、同性恋和爱尔兰历史等话题上,少有人从消解宏大叙事的视角考察作家对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反思。本文从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关于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批判理论视角出发,试图论证托宾通过叙述两位主人公与各自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记忆进行协商的努力,对传统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叙述进行了重新审视,批判了其在纪念爱尔兰历史进程中的排他性特征,并强调了个人叙事对构建多元社会的重要性。利奥塔尔认为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叙事一直是人类知识的基石,对个人身份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叙事要遵循不同的规则,也就是利奥塔尔所称的“语言游戏”,而在特定社会中叙事和语言游戏结构性组合的结果即表征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在现代时期,现代性依赖于描写人类进步的宏大叙事;二战后,随着资本的扩张和科技的发展,宏大叙事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遭到消解,因此现代社会中相对统一的人类身份也随之瓦解。在当代爱尔兰,受官方话语在爱尔兰历史问题上的主导性影响,人们普遍对过去两百年间的分裂主义暴行持肯定态度,放大了其在爱尔兰独立过程中的必要性。托宾的《南方》和《燃烧的石楠》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深受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记忆的困扰。《南方》中的主人公凯瑟琳是·名新教徒,在爱尔兰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她的家族在爱尔兰内战期间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几乎被湮没而无法言说。凯瑟琳历史记忆觉醒的过程具有凯西·卡鲁斯描述的创伤滞后性与重复性的特征。只有当受害者将创伤叙述、操演出来,创伤才有治愈的可能。凯瑟琳正是通过与人沟通和艺术创作最终达到治愈创伤的目的。《燃烧的石楠》的主人公艾蒙是一位成长于爱尔兰共和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法官,他不惜损害公民的利益,严格按照共和党保守的政治理想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所持有的保守社会历史观一方面受他天主教-民族主义家庭环境的影响,父辈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言传身教形成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当地民众间流传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庆祝仪式、歌谣等则属于德国学者阿莱达和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范畴。这些记忆共同影响了艾蒙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认识。然而两位主人公与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密切联系都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即使凯瑟琳远逃西班牙仍摆脱不了历史的重负;艾蒙也发现自己和家人越来越疏远,与快速变化中的爱尔兰社会脱节。正是通过主动审视和反思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他们预见到了一个更为包容的未来。托宾在这两部小说中对爱尔兰民族历史进行的修正主义反思源自于他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经历。家族中浓厚的天主教-民族主义氛围让他在早期接受了爱尔兰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然而家中变故又使他对其产生怀疑;上世纪七十年代盛行于爱尔兰学界的修正主义历史观则进一步影响了他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看法。通过描绘两位主人公与各自的过去进行协商,托宾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利奥塔尔的观点,即在后现代社会中,只有多关注个人的小叙事,人类才能颠覆具有压迫性的元叙事,并最终建立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