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信息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投资者做出正确评价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重要参考指标。盈余信息的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然而上市公司为了实现其预期的管理目的或私有利益,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作为利润的“蓄水池”,已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操作的重要手段。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发现,资产减值会计是把“双刃剑”,资产减值政策对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可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和资产状况,也可能沦为公司盈余管理的工具。为了制约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减少利润操纵的空间,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更加细化和明确了资产减值准备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其规定还略显不足,一些规定在抑制一种盈余管理手段的同时,又会引发新的盈余管理手段出现,仍会给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留下空间。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研究新资产减值准则颁布后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治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些看法。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这部分主要是对国内外有关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综述。西方学术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了资产减值的确认和减值数量是否与盈余管理相关、资产减值与股价或股票回报之间的关系以及资产减值对公司资产、盈余的影响等等,可是研究者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基础、研究样本以及研究变量有一定的差异所致。由于我国资产减值政策本身的特殊性以及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与国外的研究不同是,国内的研究几乎不涉及资产减值会计信息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围绕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方面,而且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局限在“四项”或者是“八项”减值的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并通过研究初步证实了上市公司具有避亏、扭亏、亏损、配股及管理层变更等盈余管理动机。第二部分是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分析。(1)资产减值的理论分析,主要从资产减值的含义、资产减值政策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资产减值的理论基础以及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2)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主要从盈余管理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盈余管理的方法、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的具体表现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3)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有情况,分别从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行为的遏制以及新资产减值准则下盈余管理的空间分析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1)研究假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假设1.1:新准则颁布前后,长期资产转回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假设1.2:新准则实施前后,长期资产计提发生明显的变化;假设2.1:新准则实施前后,流动资产转回发生明显的变化;假设2.2:新准则实施前后,流动资产计提发生明显的变化;假设3:盈余管理动机不同采用的减值准备手段将不同。(2)模型设计。针对假设3,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资产减值转回比例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并将代表盈余管理动机因素的扭亏、大清洗、利润平滑、配股及管理层变更动机,代表经济因素的总资产收益率、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代表其他控制变量的总资产的对数、资产负债率及年度哑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最后由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3)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通过CSMAR数据库选取了2004—200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象,在剔除金融业和少数未能收集到相关财务数据的上市公司后,最后得到4946个观测值,样本量大且具有代表性。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1)首先分别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和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这四个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做出了均值的散点图,更直观的展现其均值在样本期间内的变化趋势。接着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了单因素的方差分析以检验提出的假设,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水平下的均值多重比较分析。从SPSS统计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2004年—2006年间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而验证了假设1.1;2004年—2007年间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计提额在α=0.01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2007年的计提额并不显著异于以前年度,除2004年度外,从而拒绝了假设1.2;2004年—2007年间不但上市公司流动资产的减值转回额在α=0.01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2007年的转回额显著高于2004、2005和2006年,从而验证了假设2.1;2004年—2007年间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减值计提额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而拒绝了假设2.2。(2)通过对假设3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具有扭亏动机的公司在盈余管理时既采用转回流动资产减值的手段也采用转回长期资产减值的手段,特别是转回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和固定资产减值;具有大清洗动机的公司在盈余管理时主要采用转回流动资产减值的办法,特别是转回坏账准备;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公司在盈余管理时倾向于采取转回流动资产减值的手段,特别是转回坏账准备;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主要通过转回长期投资减值来操纵盈余;而具有管理层变更动机的公司更愿意利用转回长期资产减值来操纵盈余,特别是转回固定资产减值。而且这些结论并非由于样本选择的偏差所致。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主要从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以及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部分重点分析了研究结论:(1)虽然2006年是长期资产准备能够转回的最后一年,但预期中大规模的减值准备转回并未出现,主要是是因为监管部门对可能出现的减值准备转回给予了高度关注,事先打好了“预防针”。(2)上市公司进行的长期资产减值,不仅减值总额真实反映了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而且追溯调整后计入当年损益的减值数额也真实地反映长期资产未来收益能力的变化,并没有沦为盈余管理的工具。(3)新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但同时又引发了上市公司利用流动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4)新准则对遏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有限,仅对具有扭亏、配股和管理层变更动机这三类公司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一些相关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减少新会计政策的主观性;完善企业绩效考评体系;完善会计监管体系。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往对流动资产减值进行研究的文献比较少,且主要是规范式研究,特别是新资产减值准则颁布实施后几乎很少看到对流动资产减值影响的实证研究。本论文摆脱了以往对流动资产减值的单纯的规范性研究,将该问题纳入实证研究的范围。(2)本文的重心在于研究新准则颁布以来资产减值准备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检验新准则的执行情况。样本选择的是2004—2007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因此,不仅考察了资产减值准则颁布期,也考察了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期。(3)本文的研究结果会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有所帮助,在对利用不同资产减值准备的类型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所具备的特点形成一定认识后,应当更容易识别“问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