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球经济史的画卷，从十九世纪英国因巨额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失衡，到2007年美国与亚洲国家贸易差额引起的全球经济动荡，全球经济失衡发生的频率和规模正日趋扩大，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回顾百年来、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失衡的历史，会发现近代世界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解决的手段越发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汇率的调整，如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失衡引发“广场协议”的签订。尤其是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伴随着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这一方面引起了各国对中国汇率政策的不满，同时也使得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日趋突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关于汇率与内外均衡问题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　　对汇率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752年，大卫·休谟提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成为汇率理论的先驱，在此之后，一大批学者对汇率问题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相继形成了以传统分析方法、资产市场分析方法和微观结构分析方法为特点的汇率理论，这些先驱理论为后来学者对汇率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s，战后各国间联系往来密切，关于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开始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1951年米德(Meade)系统性地提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问题之后，内外均衡及其如何实现成为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大量杰出的经济学家进入该领域，使其成为20世纪中后期国际经济学最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丁伯根（Tinbergen，1952），弗莱明（Flemming，1962），蒙代尔（Mundell，1963，1968），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奥贝斯特菲尔德、罗格夫（Obstfel&Rogoff,1995）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深入研究了内外均衡的约束条件及其实现问题，并取得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作为开放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汇率始终在内外均衡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从“米德冲突”到“斯旺模型”再到“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几乎处处都能看到汇率的影子。　　对现代汇率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的梳理和总结对于全文写作框架的构建、理论的支持、研究方法的改进等方面是决定性的:首先，实证分析贯穿于现代汇率理论和内外均衡理论演进的各个阶段;其次，基于微观个体对汇率反应的最优决策是本文各章理论构建的立脚点;第三、汇率理论是研究汇率和内外均衡问题的主要工具。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西方汇率理论所依托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与我国相比都存在差异:中国的外汇市场尚未放开，汇率波动更趋于固定而非浮动，微观主体对于汇率的反映程度相对要弱得多。这种在制度既定前提下研究的汇率决定与汇率效应理论，在运用及结论上可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要构建一个符合转轨时期中国国情的汇率形成机制体系，除了需要了解金融市场发达国家汇率的作用机制外，也必须洞察人民币汇率对微观主体的影响渠道、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而这些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金融体制差距巨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于西方国家以及我国的汇率与内外均衡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体制差异”:即在不同经济、金融体系下，汇率对内外均衡的影响程度，在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以及我国存在体制上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不同体制下微观个体对汇率波动的行为反应进而宏观经济效应和政策结论可能有所不同。　　第二、“时序分隔”:即我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浮动弹性以及对资源配置的力度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因此，汇率对内外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可能随着改革而呈现差异。因此，对改革前后进行时间区间划分，就显得必要。人民币汇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公布，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共有两次，即1994年1月和2005年7月，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94年之后，同时以2005年划分为两个区间。　　第三、选择合适样本和技术的实证方法尤其重要。现代汇率理论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假说-实证-再假说-再实证”的试错进程，而我国改革历程较短，利用时间序列模型的分析使得样本区间偏小，有可能导致有偏的实证结果。另外，即使发达国家也存在显著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采用某个国家的综合数据会掩盖这种差异。因此，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贯穿于全文研究的大部分。　　综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将三个因素渗透至研究的各个部分，本文的结论如下:　　第一、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大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解决的手段越发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汇率的调整。2000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失衡不断扩大，表现为美国的巨额逆差和亚洲国家（也包括石油输出国）的巨额顺差。其中中国不断剧增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程度不断扩大，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西方学者往往认为汇率对再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在我国这种再平衡的调节力度相对有限，汇率对其他变量影响的趋势性关系在2005年7月汇改之后才有所显现。　　第二、由汇率对内部经济三个核心变量，即物价水平、就业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是:首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乃至波动受到外部影响都在提高，汇率波动对本国物价的影响以及对本国经济增长拉动的能力都要强于G7国家，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也说明了汇率对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因此汇率政策的变动需要格外慎重。其次，汇率对微观主体的影响程度仍然有限，尤其是就业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不灵敏，这可能与我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关。总体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也反应当前的投资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再次，从汇率对内部经济三个变量的实证研究中，基本都表明2005年的汇率改革的确推动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对内部经济三大变量的影响程度都获得了加强。　　第三、由汇率对外部经济两个核心变量，即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是: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实际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均为负向，即汇率升值导致净出口减少，汇率贬值导致净出口增加。不过相对于发达国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发达国家。其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汇率对FDI的影响方向都是一致的，即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提高（汇率升值）导致FDI流入量减少，这一点与理论描述的基本一致，不过在影响程度上发达国家要强于我国，人民币汇改之后这一影响程度有所提高，这也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促使微观主体对汇率的反映敏感性增强。再次，同样验证了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高了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对外部经济两大变量的影响都获得了加强，进一步的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汇率改革是必要的。　　第四、作为联系内外部经济的两个重要变量，汇率和利率之间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互联动，两者构成了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作用。良性的汇率-利率联动机制对于保障一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G7国家的实证结果看，汇率-利率的联动效应是存在的，且长期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非常显著;不过，我国的实证结论并不支持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Grange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利率对汇率不存在因果关系，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汇率与利率的联动关系是不明显的。　　考虑到本文的结论，以及汇率在开放经济下的重要地位，合意的汇率政策对于缓解内外经济失衡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因此，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建立起与追赶中的大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且能够有效缓解内外失衡的政策体系是本文研究结论的应有之义。　　现代汇率理论的进一步演进方向将趋向于考虑不完全信息、异质性假定以及预期因素等更为趋近现实的理论范式，对汇率与内外经济各变量的实证数据要求也更为微观化，这使得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越发困难。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文中大多理论和模型是在学术前辈的成果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独立思考得来的，也有些独立思考的结晶，虽然不太成熟，却也是笔者多年来对该问题的点滴思考，勉强算作创新了。希望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将更多的问题纳入到对汇率与内外均衡问题的研究范畴，以了却这些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