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官员在吸引外来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城市土地是地方政府掌握的重要资源，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土地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官员在土地供给上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土地管理的影响，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双重意义。　　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背景下，本文将地方政府官员看成是自利的，在土地管理制度和建设用地指标约束下通过土地供给最大化自身效用。土地供给包括两个途径:合法的土地出让和违法的非法占地、未经批准占地等，本文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视角，将两类城市土地供给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内。由于城市土地是城市化进程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研究土地利用效率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有利于辨析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本文的主要发现有:　　(1)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近年来大量出让土地是对政治激励以及财政激励做出的理性反应。土地引资假说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在为增长而竞争的体制下，高价出让土地并不是地方政府追逐的唯一目标。　　(2)在当前的建设用地指标给定，财政分权和政绩观不变的背景下，合谋是地方政府偏离中央土地政策的理性反应。本地晋升的官员由于在地区组织内部的联系更紧密而更容易实现合谋，那么加大官员交流力度可能是减少合谋可能性的有益之举。　　(3)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土地违法的行为与土地出让法规变化和土地监管法规变化紧密相关，2002年土地出让法规完善前，地方政府官员可通过合法出让土地来发展辖区经济，土地违法的动机多出于谋取个人私利的“土地腐败”;土地出让法规严格后，面对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地方政府官员宁愿冒风险来违法供给土地以发展辖区经济，而合谋能降低违法被发现的几率。在中央发展经济和合法用地双重目标下，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首要激励。如果这个激励不改变，即使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减少的会是土地腐败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官员仍会通过合谋参与土地违法。更进一步地，改变目前以地区GDP为中心的财政和政绩观，才能从源头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参与土地违法的问题。　　(4)土地利用效率在距大城市约300公里以内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下降幅度超过50％，这表明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更高，但是相应地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程度不够。因此，纠正人口与产值的空间错配，不限制甚至引导人口从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方向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让人口在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方集聚，既可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