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存在重视契约的传统,人们进行财产交易,进行买卖、租赁、借贷等经济活动时,均应邀请证人,让书吏在泥板上刻写契约。对契约的重视与这一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也与两河流域的立法传统有关。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那木法典》是迄今人类发现最早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更为著名,它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典编篡的顶峰。其中第七条规定,没有证人和契约的财产转移一律视为偷盗,可见契约在古代两河流域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记录这些契约的泥板在现代重见天日后,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史料依据。公元前一千纪的新巴比伦时期经济交易较为发达,留下了颇多相关的泥板契约文件。本文依据已出版的研究专著和收录契约文件的文献集,对这一时期的财产交易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由绪论、四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方法。正文则依据交易类型,分四章对新巴比伦时期的财产租赁、借贷、买卖、转移活动依次进行了探究。新巴比伦的财产交易契约的记录具有一定规范性,其文本中包括签约的年月日、交易双方姓名、交易财产状况、证人和书吏姓名等信息,但同时契约的记录也具有一定随意性:一方面,为契约作证的证人数量并不固定,证人身份也不存在避讳,交易方的亲属可以作为证人出席,记录契约的书吏甚至可以由交易方担当;另一方面,许多契约中记录的经济数据并不明确,如不动产租赁中面积信息的缺失,以及财产借贷中租期和财产用途信息的模糊等。不同种类的契约根据其不同的交易形式,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如房屋买卖契约中记录了房屋租赁契约中不会包括的房产的详细边长和邻里信息,并可能增加明确的违约惩罚和交易方对神起誓的内容。各类契约的签订体现了新巴比伦时期经济生活的灵活和有序,但这一时期并不存在对经济契约的强制规范和硬性管理制度,契约仅仅作为交易双方的财产转移凭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