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期,是现代学术建立与发展的时期。现代中国学术建构的重要内容是中西新旧的学术传承与发展,以陈垣和《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是其中重要一支力量。《辅仁学志》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报,它从创刊之初就确立了中西文化并重,中西学术交流的主旨。这样学术主旨与辅仁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相一致,彰显了作为天主教教会大学的北京辅仁大学所推崇的中西学术文化兼备的学术取向。《辅仁学志》为以史料的考据为主要方法,与乾嘉学术传统和西方汉学密切相关的学者群体提供了学术阵地。居于这一学者群体核心位置的是陈垣、余嘉锡和沈兼士等十余位学者,他们都以“夺取汉学中心”为共同的研究圭旨和奋斗目标,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而努力实践。本文以陈垣和《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学术渊源、学术宗旨、治学取向以及对史料的态度。本文注重学者个体的研究取向与近现代整个学术界及海外汉学的发展相联系,并结合学术机构和制度层面上的因素全面考察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　　 “夺取汉学中心”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辅仁学志》的学术取向侧重变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912年至1928年,经历了从辅仁社到辅仁大学建立,再到《辅仁学志》创刊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陈垣提出“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并将此理念具体化为以中西兼备的学术方法在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方面得以实践。1928年,《辅仁学志》创刊,从此以乾嘉考据和西方汉学相融合为研究方法,以“夺取汉学中心”为圭旨的学者群体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第二阶段是1928年至1937年,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的学术取向是引入西方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借鉴西方学术传统。史学类论文以中西交通史为主要选题对象,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语言学类论文则重视以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是语言学现代化的开端。第三阶段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时期,北京沦陷,辅仁大学因为有德国教会的支持而留在北京,成为华北地区的学术孤岛。这一时期的学术论著一方面受到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带有以史喻理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从学理上有自身的发展趋势,“夺取汉学中心”的实践从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和成果转变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总结和提高。“史源学”和《通鉴胡注表微》都是以科学的方法对乾嘉以来史学方法的理论概括,是本土的学术方法融合了科学观念的科学化提高。第四阶段是1945年至1948年《辅仁学志》停刊。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努力,陈垣和辅仁大学为中心的学者群体提高了学术地位,取得了成绩,但并没有完成“夺取汉学中心”的目标。　　 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在“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下,以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的学术资源,同时注重与海外汉学的联系,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