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认知隐喻学意象图式概念的启示下，在词义分析中提出了“元义素”的设想，并应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隐喻的“类推”观、现代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投射观和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从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两方面，对古汉语的某些语义现象作出了尝试性解释。认知隐喻学理论认为，隐喻产生的机制是意象图式的投射，意象图式是人类经验和理解中一种联系抽象关系和具体意象的组织机构，是理解和认知更复杂概念的基本结构。文章在回顾了隐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后，在第二章提出了“元义素”的设想。元义素的提出是有其理论根据的。首先，从认知角度看，认知语法学家用认知域对词义进行描写，认为基本认知域是原始表征域，它为其它概念的经历和认识提供了基础和参照，为认识事物提供了基本维度：其次，从思维角度看，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实验说明，人类思维能从完全不同的事物中抽象出共同特征来：第三，从我国古代训诂学家对同义词的研究中也可看出元义素的影子，他们往往以“类义”来将非同源的语词形成意义上的沟通。这些“基本认知域”、“共同特征”、“类义”实际上正与元义素相对应。每一个词都有元义素，它是最基本最底层的意义．此外，词义中还有中心义素，表词义所属语义场，有限定性义素，表具体的语义特征。如“节”的义素分析为[交接][部位][竹子]，其中[交接]是元义素，[部位]是限定性义素，[竹子]是中心义素。元义素是相对的，同一个词由于比较的词不同而有不同的元义素，如“节”还有元义素[约限]。元义素是词汇隐喻的基础，可以用来解释词义的发展。两个词义的元义素相同，而另一个词义缺乏现成的词时，该词就可以投射到另一个词义的范畴中，与这个词的限定性义素结合从而产生新意义，导致词义的发展。如“首”的元义素[上]，表达“事件开始”的词的元义素也是[上]，“首”便投射到事件域，并与事件域的限定性义素[过程]结合产生新义“开端”。和比喻义不同，比喻义是元义素相同、限定性义素也相同的二者间投射，如表船头的“首”是比喻义，其元义素[上]、限定性义素[部位]均与表人头的“首”相同，二者只是所属语义场的不同。和转喻义也不同，转喻义只是三类义素中的某个得到突显，如“头”的中心义素[动物]突显就有了表单位之义；或者是意义转到与之相关的义素上，如“庖”的中心义素由[场所]转到[人]，其意义也由厨房转到厨师。可见，传统词汇学的引申义过于笼统，从隐喻的角度看，词义发展应分为隐喻义、比喻义、转喻义。词义间的关系如同义、同源、反义也可用隐喻来解释。两个词的元义素相同，就会导致元义素的投射，从而使二者成为同义词。如“愚”指智力程度低，“昧”指光线亮度低，二者具有相同的元义素[低]，因此可以通用形成同义词。同源词更是可以定义为一组元义素相同、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因为既然是同源，就必定具有共同的元义素。在某些反义词的形成过程中，隐喻也起着重要作用。有的原本并非反义，只是经过各自的隐喻后成为反义词，如“胜”—“败”；有的经转喻而成反义词，如“甘”—“苦”；有的经转喻和隐喻而成反义词，如“详”—“略”。可见，以元义素为基础的词汇隐喻可以用来解释古汉语的各种词汇隐喻现象。韩礼德的隐喻理论是着眼于句法结构的，称语法隐喻。语法隐喻也会产生某些词义变化现象，且多是语法意义。文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侧重分析了语法隐喻与古汉语的词义现象，包括词类活用现象和语气词谦敬词的意义。词类活用主要存在于概念隐喻中，概念隐喻主要产生于讲话者以一种过程隐喻另一种过程，如“有”表存在过程，隐喻为物质过程，“天子有命”。有时以一种功能成分隐喻另一种功能成分或过程，如“策驷马”中“策”是环境成分隐喻为物质过程。有时没有发生过程、功能的隐喻，但在选择词类时运用了隐喻式，如“豕人立而啼”中“人”以名词充当了环境成分，也导致了词类活用。语气词谦敬词多与人际隐喻有关。其中语气词与语气隐喻，一种语气隐喻为另一种语气可使语气词的意义发生变化，如“其”通常表疑问或反问，而“吾其还也”以疑问语气隐喻为祈使语气，使“其”成为祈使语气词。谦敬词则与情态隐喻有关。情态隐喻不直接用情态助动词或情态副词表示而是将情态意义伪装成命题，或者以认知型心理过程“吾恐……”“君惠……”表示，或者以关系过程小句“盖……”表示，以此掩盖说话者真正的情态。这使得这些表命题功能的词具有了谦敬意义。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都可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