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作为我国计划生育的代名词,其性质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虽然官方明确将其定性为“行政征收”,但认可其实质为“行政处罚”的也不再少数,社会公众也普遍认可“超生即处罚”的说法。从人口与计划生育相关规定的条文出发,其征收对象范围和对超计划外生育的公务员以及其他工作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带有处罚性,而且征收数额也完全不符合行政征收的补偿性。如此条文下的社会抚养费,违背了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也不符合计划生育法对生育权的保护,更违背了人的主体地位,公民对其也极其不认可,超生家庭普遍存在;而遵守国家计划生育的家庭,失独悲剧和独子压力也影响全体居民幸福感的提升。面对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生育率仍不断走低的趋势,一些地方开始出台鼓励“造人”的政策,不再对超生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相关规定存在“立而不用”的尴尬局面。全面开放计划生育和废除社会抚养费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从邻国韩国和日本生育政策由控制到开放,再到鼓励生育的历程和实施效果不明显来看,中国应当汲取相应经验,将以人为本作为生育政策的出发点,从禁止、处罚性规范更新为结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奖励性规范,废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制度、“行政处分”及“纪律处分”制度,以经济激励措施和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引导育龄群众按照国家政策行使生育权,重塑国家计划生育治理理念,也为全面放开生育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