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一直是近代报纸媒介表达爱国诉求、参与时政的重要方式,这在《大公报》上体现得极为明显。1902-1912年是《大公报》“文人论政”的发轫时期。在此期间,《大公报》因受“文人论政”风气影响,加之教会和租界背景下的支持,在主办人英敛之独立的办报理念指引下,切实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注重时政评论,逐渐形成了“敢言”的论政风格。《大公报》(1902-1912)的“文人论政”与清末十年的政治进程紧密相关。因信奉改良主义,它对清末十年的政治改良积极参与,监督政府的同时,宣扬立宪政治;面对革命,它坚持理性审视,反思革命之弊端;在关乎国家利益之际,它以自身舆论的力量,积极动员民众文明抵制美货,极大的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大公报》(1902-1912)对政治的介入,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在论政的过程中,报人思想也得到了深化。更重要的,是其对推动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大公报》(1902-1912)的“文人论政”,体现了英敛之与《大公报》同人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从侧面反映出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挣扎。史当为鉴,即本文意义之所在。